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它们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可为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流经9个省（区）的数据，构建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利用综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其进行测算。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仍然存在矛盾；2005—2017年，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从勉强协调到高度协调趋势，不同子系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9省（区）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也呈现出勉强协调到高度协调的时间演化趋势；从空间差异视角分析，黄河流域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仅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且呈现显著的省（区）差异，其中，青海省、四川省3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远高于其他省（区）。

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是破解资源稀缺难题、改善生态环境和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构建能源-经济-环境指标体系，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黄河流域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的发展状况、协调关系及其关联度。结果表明：①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小幅波动频繁，总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但区域差异明显；②各省（区）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均较高，耦合协调度则普遍偏低，多处于低水平耦合的发展阶段，但整体呈现提升优化趋势；③环境因素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联性最强，能源与经济子系统次之。为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能源-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我国需要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内要素流通与汇聚，重视生态文明常态化建设。

大数据与区块链的融合应用可有效解决黄河流域低碳制造业同质化严重问题，但新技术的应用将对碳减排信息可信性、产品质量可靠性等关键定价因子产生深度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价才能获得更多收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选择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低碳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低碳研发投入与基于大数据与区块链的新兴信息服务投入，修正了需求函数，构建了3种不同成本分担模式下的协同定价模型。结果表明：成本分担模式并不影响低碳供应链成员最优价格与收益随碳减排水平失效系数、低碳产品质量信息可信性系数、零售商新兴信息服务成本、零售商承担自身新兴信息服务成本的系数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与幅度。

黄河流域内能源品种众多，煤炭在黄河流域的核心和保障地位不可动摇。黄河流域煤炭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且承载力有限。通过梳理黄河流域煤炭资源赋存情况、原煤产量、产能规模及煤矿井型等主要特征指标，结合黄河流域水资源、水环境、地表植被、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划现状，以黄河二级子流域及内流区为基本范围，综合省市行政区划范围、煤炭矿区集中度和生态环境共性特点，合理划分出黄河流域分区研究单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黄河流域煤炭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总结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黄河流域煤炭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和政策建议。

水资源短缺与能源富集是影响黄河流域生态效率主要因素。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以全社会用水量、能源消费量等作为生态投入，考虑森林覆盖率等生态期望产出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废水排放量等环境非期望产出，测度中国省级层面水—能源复合生态效率。以2004—2017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为样本进行研究，并与全国总体水平、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进行比较，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总体低于全国和长江经济带，但2011年以来迅速改善，2017年生态效率高于全国及长江经济带；②黄河流域内部生态效率差异明显，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大体呈斜“川”型，东、西部用水效率较高，中部除宁夏外生态效率较低；③环境库兹尼茨曲线检验显示黄河流域、全国总体、及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提高人均GDP对于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改善最为明显；④环境压力模型检验显示黄河流域生态效率主要受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影响，生态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制造业占比正相关而与矿产资源储量指数等微弱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