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3—2023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助推制造业企业的经济绩效,且此种提升效应在市场绩效越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市场势力和供应链集成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经济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位于东部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突出以及公众关注度高的企业中表现尤为显著。研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战略制定及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准确预测碳价格对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碳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在政策设计、市场结构、数据基础等方面面临独特挑战,碳价格波动预测复杂性远高于成熟碳市场,且传统方法在平衡准确性和可解释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从多源数据融合角度出发,聚焦全国碳市场价格预测,提出纳入非结构化特征的可解释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具体来说,在传统预测因子的基础上,将公众关注度、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网络拓扑指标等非结构化特征作为预测变量,全面挖掘影响碳价格的关键因素。评估和比较了各种结构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以探索最适合建模高维非线性碳价格数据的技术。最后,利用Shapely加性解释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全国碳市场碳价格预测的贡献。结果表明,加入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网络拓扑信息等非结构化特征可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影响因素中原油价格的整体贡献度排名第一,4个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排名前六,其重要性超过了绝大多数传统的结构化预测因子。

“双碳”目标的提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更多地挑战,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表现受到了企业高管、投资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此,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研究发现:ESG表现会显著提升公司财务绩效;政府补助和创新能力在ESG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ESG表现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和非高科技行业更加显著。

煤电价格传导机制优化是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煤电顶牛”矛盾、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举措。基于能源价格传导理论,结合我国煤炭与电力市场现状,系统分析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制度瓶颈,提出市场化改革与政策调控协同推进的优化路径。目前煤电价格传导机制仍面临中长期合同履约率不足、现货与中长期价格“双轨制”矛盾、区域执行差异显著等问题,导致煤炭价格波动难以有效向电力市场传递,加剧了发电企业亏损或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受挫的周期性矛盾。从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及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煤电价格传导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助力实现能源安全、经济稳定与“双碳”目标的协同推进。

研究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对于理解绿色金融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效应、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动态面板分析及解释变量替换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 机制分析显示,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渠道间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且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最后,从强化绿色金融的直接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以及实施差异化政策等方面建言献策。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降碳战略背景下,传统能源行业亟需通过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以2012—2022年中国A股煤炭、石油、天然气及电力和水资源供应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及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绿色创新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高环境规制地区的ESG表现对能源消耗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证实,传统能源企业强化ESG实践、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同时政府需完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以激励企业绿色转型。

近年来,气候变化风险日趋严峻,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深远影响。以2013—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气候风险衡量指标,实证检验气候风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对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该效应主要作用于环境和社会层面,对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气候风险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增加分析师关注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中更显著。研究拓展了气候风险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气候治理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双碳”目标驱动下,能源企业供应链低碳转型成为关键战略议题。基于2014—2023年中国125家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按照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别测度供应链低碳转型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供应链低碳转型效率因技术协同不足呈现两极分化,上游行业依托技术成熟度与规模效应领先,而中下游受制于传统路径依赖和“技术孤岛”效应导致全链条减排受阻。② 低碳技术进步需构建长效研发机制,短期政策驱动的碎片化创新需向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的持续投入转化。③ 环境规制与市场机制存在动态博弈,环境压力催生的合规性投入与垄断结构下的技术扩散抑制形成转型矛盾体。④ 供应链纵向协同缺失暴露出基础设施与管理模式双重缺陷,能源转化与消费环节的脱节提高碳排放强度并削弱系统效率。能源企业供应链低碳转型需通过政府与企业深度协同,以差异化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破解低碳转型的困境。

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政策工具,探究碳市场与股债市场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加速碳市场成熟、防控碳金融风险及推进气候战略目标实现。采用VAR-BEKK-GARCH模型,分阶段探究全国统一碳市场成立前后,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变化,并对比分析了全国统一碳市场和试点碳市场与股债市场之间的互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成立显著强化了碳市场与股债市场的联动性。通过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2个维度,捕捉到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溢出特征在价格信息和波动风险层面的显著变化;从整体溢出水平上看,均值溢出弱于波动溢出;在互动差异方面,与试点碳市场相比,全国统一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呈较弱态势。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持续深入发展,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的溢出效应预计会逐渐增强,需要防范风险传导,保障碳市场与股债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碳达峰碳中和刚性约束加强、能源安全新战略纵深实施、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等背景下,能源国有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及时研判并采取有效策略。分析晋能控股集团发展环境变化情况,认为外部机遇大于挑战,但挑战越来越大;内部优势大于劣势,但部分优势正在弱化。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提供的能源相关产品和服务与客户不断升级的用能需要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增长、协同、扭转、防御4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对企业8项业务进行分类定位,基于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分别提出各业务的转型思路和重点方向建议。

本项研究对国内外关于碳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依托绿色创新的理论基础,选取了2016—2023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中的高碳产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案例。通过Python网络爬虫与手工校验结合的方法提取关于“碳”的关键词,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了包含5个核心维度、20项观测指标的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创新性地从企业价值创造的双重视角切入,将绩效解构为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两个观测维度。根据实证研究的数据显示,企业在披露碳会计信息后,其财务状况和市场表现均得到显著的正面提升。具体来看,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在碳会计信息公布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非国有企业的表现尤为显著。此外,创新资源的投入在碳会计信息的披露与企业绩效提升之间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绿色创新是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有效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成为环境规制政策和理论研究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学界对于波特假说是否有效存在分歧。基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绿色工厂认证名单,选取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检验该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工厂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工厂认证通过内部驱动机制和外部压力机制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工厂认证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

在全球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行业面临转型挑战与机遇的重要时期,聚焦分析ESG表现与能源企业绩效之间的动态联系,并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选取我国A股能源上市公司2014—202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等统计工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能源企业的ESG表现通过增强数字化转型程度和强化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绩效;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位于东部和中部、国有以及重污染能源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为深入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系统的结构特征、运行、状况与发展趋势,挖掘潜在合作机遇与挑战,构建综合多维能源指数(CMEI),涵盖能源依赖程度、可再生能源占比、终端能源消费占比、能源强度及碳强度5项核心指标,量化评估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沿线国家2000—2022年能源运行状况。结果显示,除印度外,多数国家能源系统整体改善,但伊朗(2008年)、越南(2015年)、伊拉克(2016年)在特定年份出现阶段性下降,后通过结构调整逐步回升。进一步采用3个模型预测2023—2030年趋势,通过均方误差(MSE)和相关系数(R)验证发现:残差修正GM(1,1)模型在多数国家预测精度更高,而巴基斯坦、泰国因数据非线性特征更适配NAR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表明,中国与印度CMEI指数将延续下降趋势,需重点关注能源系统优化,其余国家能源系统运行态势向好。研究结果为“一带一路”能源治理提供了量化评估框架与预测依据。

能源消费面临着满足经济增长和降低能耗的双重压力,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刻不容缓。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双化协同)注重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加高效、环保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从而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22年数据,实证检验双化协同对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双化协同与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双化协同通过中性技术进步、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因此,应从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持续提高技术创新、加强政策引导提升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

《巴黎协定》第6.2条提出允许各缔约方通过国际减缓成果转让(ITMOs)的方式实现国家自主减排目标(NDCs)。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正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之一。加拿大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项目——LNG Canada,第一阶段预计于2025年投产运营,且计划将其年产量的40%出口至中国。若将该项目天然气用于减少中国煤炭消费,可创造潜在的ITMOs,助力中加双方实现各自的减排目标。因此,基于生命周期核算模型,量化加拿大LNG出口至中国后,在电力、热力和钢铁行业减少煤炭消费的减排潜力。结果显示,对于电力行业,相比于燃煤发电,燃气发电可减少约55%的碳排放。对于热力行业,农村地区燃气供暖改造的减排潜力高于城镇地区,分别可减少63%和32%的碳排放。对于钢铁行业,采用氢冶金和天然气直接还原铁(DRI)2种天然气炼钢方式替代燃煤炼钢,其中,氢冶金技术的减排效果取决于制氢技术的选择,采用DRI技术后电炉炼钢排放可降低约20%。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加拿大两国基于LNG贸易开展ITMOs合作的环境可行性,但在具体项目开展之前,需要进一步评估其经济可行性和社会接受度。

随着产业边界重构与技术迭代加速,企业面临传统业务增长瓶颈与系统性挑战,亟需通过开启“第二曲线”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第二曲线”理论,提出了产品-企业-行业生命周期规律和企业开启“第二曲线”时机,并结合天地科技等企业的具体实践,应用基于安索夫模型的市场-产品-企业发展模型论述了科技创新对于企业开启“第二曲线”的核心动能作用;应用企业经营领域与自身能力的匹配模型及战略价值维度论述了业务领域拓展为企业开启“第二曲线”提供的增量空间。提出了开启发展符合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产业和技术趋势的“第二曲线”将是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手段,做好产业发展将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总结了开启“第二曲线”的关键因素和上市公司做好产业发展首要条件,为传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作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成效在当今我国面临碳减排及经济下行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21年间271个地级市样本数据,通过超效率DEA模型来测算各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该结论在历经包括PSM-DID在内的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在提升碳排放效率方面,对中部地区及资源型城市具有更强的效果。进一步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提高碳排放效率,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据此,为加强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与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开展碳排放预测及达峰时间研究,积极探索碳达峰路径,对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基于电力系统节点邻近特性的碳排放流量迭代算法构建了迭代收敛次数与电网拓扑结构之间的关系。基于新疆电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数据,采用全过程视角,结合LMDI分解法与STIRPAT模型,系统解析碳排放增长的驱动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特征,并对新疆碳排放量及碳达峰时间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区生产总值效应与工业电耗强度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二者联合贡献率达126.47%,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则成为最大抑制因素,其中第二产业占比每下降1%可降低碳排放量0.87亿t/a。能源转型和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具有显著潜力,进行积极的产业升级较基准发展情形的峰值碳排放量降低。新疆需构建“短期淘汰低效煤电、中期推进绿氢耦合发电、长期优化跨省碳市场”的差异化减排路径。研究结果不仅可为新疆制定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也为我国其他能源密集型省份的转型路径设计提供参考范式。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供应链数字化在企业融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选取2010—2022年企业作为样本,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衍生的外生冲击,应用DID模型实证探讨数据要素对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公司融资效率。通过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行业和产权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从区域情况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无明显效应;从行业属性看,对非重污染行业促进作用明显,而对重污染行业无明显效应;从产权性质看,对非国有企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国有企业无明显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供应链数字化和提高公司融资效率提供了决策依据。

绿色金融在产业绿色改造、绿色消费理念形成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数字鸿沟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22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鸿沟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绿色金融的发展,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旧有效。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阻碍数字基础建设、绿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来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数字鸿沟在对本地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的基础上还存在“本地-邻地”的“信息壁垒效应”。异质性检验分析说明,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鸿沟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较为强势,而在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并不明显。此外,绿色金融在发展进程中对政策变化敏感度较高。鉴于此,从治理机制、协同发展和政策完善3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在“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构建科学、精准的源网碳排放测算体系并探索其时空域分摊路径,是实现电力系统低碳转型与区域协同减排的关键支撑。针对传统核算方法数据滞后、成本高等问题,基于电力大数据,构建了涵盖火电、风电、光伏在内的多类型电源碳排放测算模型,并提出网侧与用户侧碳排放时空域分摊方法。研究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碳排放核算,结合网损电量和区域用电特征,建立以用电量、碳排放压力人口和度电碳排放为核心的多维度分摊模型,并通过组合赋权实现了用户侧碳排放的合理分配。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有效量化不同区域、不同主体的碳排放责任,并为碳配额分配提供可操作的数据支撑。

基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背景,采用2012—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强度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变动与经济增长水平变动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碳排放强度增加对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对碳排放强度增加的负向影响由弱到强再变弱;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也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两者对彼此的促进作用均是由弱到强再变弱;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强度增加起到抑制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研究结论对于推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节能降碳以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使得各经济体面临日益严峻的减排压力,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实现平衡成为关键挑战。碳排放效率(CEE)作为衡量单位经济产出对应碳排放水平的关键指标,是区域减排成效的直接体现。在此背景下,基于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份CEE水平,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构建省际间CEE相关性网络,深入分析其结构特征及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CEE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高效率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② 省际间CEE影响路径由初期的分散状态逐步向江浙沪、京津冀等核心区域集聚;③ 高、中效率省份之间的溢出带动作用显著,但对低效率省份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低效率省份在区域协同提升CEE过程中存在“溢出效应障碍”。本研究对于优化区域协同减排路径、提升全域碳排放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如今,数字化转型越来越成为破解产业困境的关键因素,基于272家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证实,新质生产力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中部地区的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最后,建议企业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以提高能源企业创新绩效。

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技术的研发应用革新了能源的利用方式、提升了能源使用效率,是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之间的“U”型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智能化在两者“U”型关系之间的传导作用,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 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转型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显著“U”型关系;② 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智能化是绿色技术创新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两条重要渠道;③ 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转型之间的“U”型关系存在明显的经济区域、资源禀赋异质性,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结构转型的推动力更强,在资源型省份两者之间“U”型关系并不明显;④ 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转型之间的“U”型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由制造商、零售商和回收商组成闭环供应链,构建制造商为主导的动态Stackelberg博弈模型。以产品批发价和零售价、低碳创新努力和低碳推广努力作为决策变量,通过稳定域、分岔图、Lyapunov指数等分析系统动态博弈过程,探讨低碳成本分担策略下企业动态最优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 批发价和零售价调整速度过快都将导致系统不稳定,陷入混沌状态,使企业收益剧烈波动。② 加大废旧产品回收可增加制造商低碳创新和零售商低碳推广投入,增强消费者低碳偏好,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经济收益。③ 零售商分担低碳创新成本能够激励制造商低碳创新投入,同时制造商分担低碳推广成本能够促进零售商低碳推广投入,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其价格波动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自2021年实施增产保供等政策以来,国内煤炭供应紧张逐步缓解,叠加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及国内“双碳”目标约束,煤炭市场已从“紧平衡”转向“供需宽松”新格局。系统剖析当前煤炭供需宽松格局的形成原因、演变轨迹与核心特征,并基于此对未来煤炭价格趋势进行前瞻性研判,为行业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调整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通过对煤炭供需两侧进行动态分析,预计未来5年煤炭市场供需过剩格局仍将持续。在此形势下,煤炭价格预计将呈弱势震荡趋势,北方港5500 kcal动力煤现货平仓价运行区间在550～700元/t。对此,建议通过加速落后产能退出、建立大型矿井弹性工作机制、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及企业优化生产结构等措施,推动行业向“质量效益”转型,构建安全低碳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数字经济与能源行业正进行深度融合,煤炭企业作为传统能源行业之一,正逐渐将涵盖生产、经营、管理等各环节的数据转化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资产,明确数据资产的权属问题是实现数据资产价值最大化的核心要素。基于“三权分置”框架体系,明确煤炭企业数据资产在不同环节的权属问题。通过挖掘数据资产确权与价值创造的内在联系,明确数据资产确权为价值创造提供了先决条件,价值创造为企业完善确权的条件机制提供助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价值评估模型来实现对煤炭企业数据资产的合理估值。同时,针对煤炭企业数据资产确权与价值创造提出相应的建议,力求为煤炭企业最大化释放数据资产价值提供参考。

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深刻变革,我国能源处于供应安全保障要求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产业科技创新升级的新阶段。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新疆应对新形势和新要求的必由之路,是新疆将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的重要举措。研判了我国能源发展的新形势和对新疆能源和煤炭发展的新要求,分析了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发展基础,从夯实煤炭安全智能供应、建立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构建高效稳定外运体系、打造开放融合创新平台4个方面提出了新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主要路径,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在“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双重压力下,资源型地区焦煤-焦化产业面临高排放与低碳转型的结构性矛盾。以山西省为典型案例,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协同视角,结合基准、多元融合与技术颠覆3种情景,系统分析焦煤-焦化产业的动态演进路径及多维影响。研究发现:在氢冶金技术突破与废钢资源替代驱动下,山西省焦炭产量将显著下降,经济贡献逐步弱化,但通过“焦化-氢能-化工”产业链融合可重塑产业价值。研究提出渐进转型、产业融合与替代升级分阶段转型路径,强调通过产能优化、技术革新、跨区域协同及政策支持,平衡传统产业退出与新兴动能培育的矛盾。

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中央企业面临如何构建一个高效的大风控体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营环境。在分析中央企业建立大风控体系的动机、政策背景之后,进一步提出构建大风控体系的目标、原则、体系和应用注意事项。中国煤科的大风控体系包括基础控制、核心控制和保障控制三重控制,涉及法律、合规、内控、风管、审计和追责等方面,在实践应用中也是一个不断循环提升的过程。最后提出增强全员风险管理意识,科技赋能大风控系统等建议,以提高中央企业大风控体系的效率和效果。

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对其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增速的动态效应、作用路径和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增速,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 政策抑制效应主要实现路径是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等;③ 政策效应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层面呈现明显差异,体现在非资源型、非老工业基地以及中西部城市获益更大。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建议。

面向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储能容量优化配置是提升系统经济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的关键。构建了一个以全生命周期经济成本最低与新能源消纳率最高为双目标的储能容量优化模型,综合考虑抽水蓄能与电化学储能的运行特性与各类实际约束。针对模型高维、非线性、多目标的特点,引入多目标灰狼优化算法(MOGWO)进行求解,利用其层级领导机制与自适应围捕策略,在复杂解空间中高效搜寻分布均匀的帕累托最优解集。基于某省实际负荷、风电、光伏等8 760 h时序数据开展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在满足24 800 MW总储能需求的前提下,抽水蓄能与电化学储能的最佳配置比例为1∶1.17,在全生命周期内总成本最低,约为26 545亿元,且2种储能的SOC运行曲线呈现出良好的“削峰填谷”与快速功率响应协同特性。研究验证了所提模型与算法在储能多目标优化配置中的有效性与经济性,为新型电力系统中多类型储能的科学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在“双碳”目标与能源安全战略交织的背景下,煤炭价格的合理定位对能源体系稳定至关重要。从煤矿成本视角构建煤价合理中枢研究框架,分析成本传导煤价的作用机理,梳理煤炭企业成本变化趋势,并从国内煤炭供给边际增量角度,剖析边际供给成本情况,进而得出煤炭价格的合理中枢。研究表明,秦皇岛港口5500 kcal煤炭的合理价格中枢或处在650～750元/t,并建议通过完善全成本核算体系、建立价格联动机制、强化市场预期管理等,推动煤价回归反映真实成本的合理区间,为煤炭市场平稳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鉴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推动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探究研发投入、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对煤炭清洁生产意义重大。基于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数据,采用BCC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度了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① 研发投入对中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 投资效率产生明显的中介效应;③ 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研究结果为理解中国煤炭生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双碳”目标和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意义重大。克拉玛依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能源结构单一,面临转型压力。基于“清洁、低碳、安全、高效”4个核心维度,构建包含20个二级指标的新型能源体系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资源型城市克拉玛依市2017—2022年能源体系的综合表现进行客观赋权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2017—2022年间克拉玛依市新型能源体系综合评分呈上升趋势,但各维度表现不均衡。清洁能源消费端增长缓慢,生产与消费衔接不足;高效维度受能源弹性波动显著影响,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匹配度较低;低碳发展受限于石油主导的产业结构,人均碳排放水平居高不下;安全维度则表现出能源结构脆弱性和供需不稳定性。为此,进一步提出聚焦保障能源安全、优化体制机制、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建设新型电力系统4个方面的路径建议,从而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资源型地区推进能源体系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参考。

企业的减排与增效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检验专精特新“小巨人”政策对中小企业减排与增效的影响,基于2014—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专精特新“小巨人”政策和企业“减排增效”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政策不仅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还能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实现了“减排增效”双重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绿色创新能力是专精特新“小巨人”政策实现企业“减排增效”的传导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政策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减排增效”效应更为显著,对北部地区产生了“增效”效应,对南部地区产生了“减排”效应。因此,研究建议继续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时警惕东西南北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完善政策扶持体系,重点发展缓解融资约束和绿色创新的能力,各地区协同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政策,实现各中小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生产效率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