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目标与数字技术革命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新能源发展的协同演进已成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核心路径。基于2012—2023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及障碍度模型,系统探究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区域差异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 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轻度失调阶段,等级结构呈现“中度失调收缩、轻度失调主导”的优化趋势;② 时空演化上,时序呈“波动上升-平稳震荡-小幅调整”三阶段特征,空间呈“东高西低”梯度格局,重心迁移呈“先西南偏移、再东北微调、速率递减”特征;③ 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达64.602%;④ 障碍因子呈现结构性分化,准则层中产业数字化程度、数字发展环境是核心制约,指标层以数字金融相关指标为主,新能源领域则以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为主要短板。研究可为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缩小区域差距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能源作为国民经济核心支撑,其稳定供应直接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提升能源产业链韧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2013—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评估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提升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并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增强能源产业链韧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特征:从地域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产业链韧性具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效果相对较弱;从生产及消费结构的视角分析,能源供给短缺地区,新质生产力对能源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相反在能源供给充足地区,可能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能源产业链韧性,保障能源产业链安全。

面对全球能源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我国“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促进煤炭与新能源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必经之路。本文选取2020—2023年间17个典型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分析,对煤炭与新能源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考察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视角来看,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始终保持在“高度协同”区间,而耦合协调度则由“轻微失调”逐步改善至“初步协调”,整体呈现从“高耦合、低协调”向“协调演进”的转变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各省协调水平表现出“东部引领、中部追赶、西部分化”的梯度差异;空间相关性检验显示,耦合协调度尚未形成显著的全局集聚特征,省际之间的联动效应仍有待增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区域差异策略、跨省协同机制以及科技政策支撑等角度提出相应建议,旨在推动我国能源系统的平稳转型与协同发展。

在碳税与碳交易政策背景下,考虑企业低碳成本分担和废旧产品回收,由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回收商分别作为回收主体,建立不同回收渠道下制造商主导的动态Stackelberg博弈模型。采用系统稳定域、分岔图和最大Lyapunov指数谱等,对比分析3种回收渠道下供应链系统的稳定性、企业低碳成本投入、经济收益及最优决策。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回收渠道选择上,当制造商承担废旧产品回收时系统稳定性最强,供应链市场产品价格和企业收益波动风险最小,回收商承担回收时系统稳定性次之,零售商承担回收时系统稳定性最弱。② 在废旧产品回收力度上,企业加大废旧产品回收能够降低产品定价、增加企业低碳成本投入,增强产品低碳环保竞争力,保持市场长期稳定发展。③ 在企业低碳成本分担程度上,适度的分担低碳成本能够促进供应链企业间推进低碳合作,过高的分担低碳成本将导致系统不稳定,减弱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双碳”战略目标导向下,为明确我国能源结构优化的路径可行性与政策实施成效,本文聚焦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预测分析与政策效应评价展开系统性研究。首先,基于IPCC碳核算框架精准测算我国能源消费CO₂排放总量;其次,综合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分别构建CO₂排放量与低碳能源、清洁能源消费量的耦合关系计量模型,系统评估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路径的实践可行性;最后,以“双碳”目标相关政策的正式实施为时间分界点,构建马尔可夫链模型,对不同政策情景下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双碳”目标相关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单位能源消费CO₂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减排效应呈现逐年递增态势;2021—2024年间,该政策分别实现了0.79%、1.33%、1.60%和3.81%的CO₂排放量减排幅度。本文可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绿色转型、碳减排政策的优化完善以及“双碳”战略目标的高效落地提供重要的实证支撑与理论参考。

随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电力系统,分布式源、荷、储多元主体协同运行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集中-分布”混合协同规划框架。该框架在顶层通过集中式协调引导系统全局优化方向,在底层则充分尊重各分布式主体的自治决策权,从而有效兼顾了系统整体效率与个体自主性。在求解策略上,本文引入交替方向乘子法(ADMM)分布式优化算法,实现了复杂混合系统的高效、并行求解;并构建不对称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对系统协同运行产生的合作剩余进行公平分配,充分考量了不同主体在贡献与风险承担上的差异性,提升了各主体参与协同优化的积极性。此外,为有效应对可再生能源出力的强不确定性,本文设计了一种数据驱动与P-鲁棒优化相结合的不确定性管理方法,克服了传统随机规划对概率分布精确性的依赖。仿真结果表明,与传统的集中式优化、完全分布式优化及鲁棒优化方法相比,本文所提方法在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能够显著提升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场景下系统的经济性与运行鲁棒性,为未来分布式能源的规模化高效消纳与市场化运营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与技术路径。

探究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与脱钩效应,对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推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选取2008—2023年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使用LMDI因素分解法、Tapio脱钩模型等方法研究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8—2023年安徽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由6 347.17万t增长到13 630.82万t,年均增长率5.23%;② 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效率和建设用地规模为正向效应因素,碳排放强度为负向效应因素,按累计贡献率绝对值排序为: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强度＞土地利用效率＞建设用地规模;③ 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呈现“强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交替格局,其中弱脱钩的出现频率最高。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资源型城市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模式,使其面临资源枯竭与环境约束的双重压力。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空间集聚可能成为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6—2023年我国116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度新能源产业集聚水平,运用SBM-DDF指数和G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系统分析新能源产业集聚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 新能源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② 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新能源集聚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间协调,间接推动绿色生产率改善;③ 产业结构多元化正向调节新能源产业集聚的绿色效应;④ 新能源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呈现“西部最强、中部温和、东部抑制”的梯度特征。本文结论为资源型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产业、制定差异化转型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双碳”背景下,研究绿色金融对煤炭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对于揭示绿色金融在传统能源行业转型中的作用机制、推动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以及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2003—2022年沪深A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系统考察了绿色金融对煤炭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绿色金融对煤炭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被解释变量替换、缩尾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煤炭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绿色信贷水平地区及不同规模企业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绿色金融的促进效应在绿色信贷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中小规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③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研发投入在绿色金融与煤炭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扮演了显著的中介角色,绿色金融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这一传导路径,间接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区域协同、企业差异化扶持及内部创新机制优化3个层面,提出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助推煤炭企业绿色创新的针对性建议。

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2012—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协同水平,并采用核密度估计、基尼系数及收敛模型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特征。结果表明:①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波动攀升”态势,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阶段演进,空间上呈现“东部引领、中部崛起、西部极化”的非均衡格局;② 区域间差异是造成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来源,贡献率达38.35%;2018年后总体差异逐步扩大,表明“数字鸿沟”引致的马太效应有所显现;③ 全国及三大区域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中部地区收敛速度相对领先,追赶势能最为突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外部环境改善被证实是加速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动力。研究可为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政策、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生态福利绩效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煤炭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结构调整对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2年面板数据,在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基础上,将煤炭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呈正“U”形关系,且各区域仍处于曲线左侧的减排阶段;煤炭消费结构在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未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因地区煤炭依赖度而异,低煤炭依赖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更敏感,应深化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的融合;而高煤炭依赖地区则应聚焦于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传统产业能效,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与结构升级。

在“双碳”目标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关键支持工具备受关注。本文以2014—2024年A股重污染行业995家上市公司共7 901条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绿色金融对重污染企业韧性的影响,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韧性,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在民营企业、制造业行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国有企业、非制造业行业的韧性赋能效果相对较弱;技术密集型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韧性赋能效应差异较小。本研究为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及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转型提供了实证支撑与政策参考。

基于“十四五”全国及分行业煤炭消费统计数据,系统研判了电力、钢铁、建材、化工四大核心耗煤行业的达峰时序、峰值规模及区域分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煤炭消费总量预计在2027—2028年前后进入49.5亿～51.0亿t的峰值平台期,持续5～8年后逐步回落;“十五五”期间四大行业呈现“建材已达峰回落、钢铁平台期末端、电力达峰平台期、化工适度增长”的梯次达峰格局,且具有显著的“东早西晚、南高北低”区域差异。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统筹行业协同达峰、强化区域分类指导、完善政策保障体系3个层面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为我国“十五五”时期煤炭消费总量管控和碳达峰目标实现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绿色低碳为重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我国能源禀赋决定了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是衔接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契合点,而专业化低碳人才则是保障转型顺利推进的支撑。煤炭类高校作为服务煤炭行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其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科专业体系、协同育人机制、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等方面存在不足。本文立足国家能源战略需求与高校育人使命,系统剖析了煤炭类高校低碳人才培养的实践价值与面临的挑战,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与低碳人才培养的内在机理。从构建差异化定位体系、完善跨学科融合框架、提升师资低碳教学科研能力、形成一体化协同育人格局4个维度,提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煤炭类高校低碳人才培养路径,旨在为煤炭类高校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能源转型、落实“双碳”目标战略的重要支撑,对助力新能源电力发展、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4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量化了省域绿色金融水平,通过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新能源电力发展的因果关系、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绿色金融显著促进了新能源电力发展,该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 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能源投资效应2条路径间接促进新能源电力发展,二者共同构成绿色金融影响新能源电力发展的有效渠道;③ 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新能源电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异质性,在特高压输入省份以及不具有传统能源资源禀赋的省份效果更为显著,这与两类省份的能源发展导向密切相关。最后,从完善激励机制、优化传导路径以及差异化政策支持3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助力新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临严峻挑战。针对现有研究单一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创新性地构建了“效率测度-综合评价-因素识别”三维评价体系,整合DEA-SBM模型、熵值法和Tobit回归模型形成互补性分析框架。基于黑龙江省6个典型资源型城市2015—202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转型效率均值从0.611提升至0.699,呈现“油强煤弱、林业回升”的空间格局;纯技术效率是主要短板,多数城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转型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府干预过度和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制约转型成效。

空气污染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对居民健康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亟需更有效的治理举措。基于2013—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清洁取暖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重差分模型分析该政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清洁取暖政策显著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在改善居民收入、丰富医疗资源与强化社会保障方面的效果尤为明显,且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清洁取暖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有效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政策效果呈现区域异质性,在非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以及东部地区,健康改善效益更为突出。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节能减排。本文选取2013—2023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数据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碳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东部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碳生产率,中部地区提升作用较弱,而在东北地区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在科技创新水平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碳生产率,在中、低科技创新水平的地区提升作用较弱。作用机制方面,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要素配置的途径提升了碳生产率,对外开放水平则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

作为传统能源大省,山西肩负着保障能源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的双重使命。本文回顾山西能源革命发展重点,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总体发展成效,提出山西未来能源发展对策,以期为山西深化能源革命提供参考。山西省能源革命主要围绕“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思路部署,聚焦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非常规天然气、电力外送、现代煤化工示范、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五大能源基地。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进展顺利,但产业结构尚存在一定不足。从山西省自身发展的角度评价,能源发展总体水平较高。在与全国进行对比的角度评价,山西省能源发展水平尚有提升的空间,特别是采矿业能耗、采矿业产值在地区经济规模中比重等指标。山西省未来可采取加强煤炭开发绿色化智能化、着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对策。

为评价井工煤矿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并明确改进方向,构建涵盖能源与资源投入、生产技术与效率、温室气体排放、资源循环与综合利用、绿色运营与低碳管理5个维度、19项指标的评价体系。以贵州省内8家井工煤矿为案例开展研究,采用MEREC法确定指标客观权重,结合TOPSIS模型开展综合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法开展替代排序检验,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主要制约因素。结果表明,样本煤矿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呈现明显梯队分化,志成煤矿和马家田煤矿综合表现较优;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循环与综合利用是影响评价差异的关键维度。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吨煤甲烷排放量、吨煤二氧化碳排放量、矿井水综合利用率、吨煤生产水耗和环保工程投资占比等指标。研究可为贵州省井工煤矿在瓦斯赋存复杂、矿井水治理任务较重和喀斯特生态环境约束较强背景下推进分类治理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针对性依据,并为全国同类型井工煤矿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评价、障碍诊断和分类提升提供借鉴。

环保政策的出台会对相关污染行业产生影响,导致企业股价波动,进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联动影响。本文旨在探究限制性环保政策对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机制,以中国A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2021年颁布的7项限制性环保政策对股价的短期冲击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发布后煤炭行业股票出现显著的负向异常收益率。进一步的截面回归分析表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限制性环保政策引致的负向股价冲击越强,而研发投入强度越高,该负向冲击越弱。研究揭示了企业财务结构与创新投入在环保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为政策制定与企业应对提供了经验依据。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突破增长约束的重要路径,人工智能技术凭借渗透性等特征正成为深化服务化的核心驱动力。选取2014—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发挥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优化效应和数据要素应用水平赋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属于高行政等级城市、行业属性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位于胡焕庸线东侧时,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研究可为制造企业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推动服务化转型,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革与中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保障西南地区煤炭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家赋予贵州省建设西南地区煤炭保供中心的使命,然而贵州省煤炭产业面临煤层赋存条件复杂、开采成本较高的固有挑战。本文基于“十五五”时期西南地区巨大的煤炭供需缺口预测,从区位、市场、价格竞争视角切入,运用对比分析法,重点研究了贵州省在建设保供中心过程中面临的市场约束。研究显示,西南区域市场已因物流路径差异分化为“内陆陆路”与“沿海海运”2种成本竞争区。在以内陆的重庆市为代表的市场上,贵州省煤炭受到来自新疆煤炭(“疆煤”)凭借低坑口成本带来的远距离价格挤压;在以沿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代表的市场上,则面临北方港口“海进江”煤炭通过大宗海运形成的低成本模式竞争。分析表明,贵州煤炭的当前价格竞争力使其有效市场半径更集中于对运输时效敏感或煤种适配的邻近区域。因此,贵州省必须通过“富矿精开”和技术革新等方式系统性降低开采成本,并优化物流体系与实施差异化供应链策略,方能突破价格约束,真正实现其区域煤炭保供中心的战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