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面临着满足经济增长和降低能耗的双重压力,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刻不容缓。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双化协同)注重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更加高效、环保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从而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22年数据,实证检验双化协同对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双化协同与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双化协同通过中性技术进步、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因此,应从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持续提高技术创新、加强政策引导提升制造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

鉴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推动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探究研发投入、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对煤炭清洁生产意义重大。基于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数据,采用BCC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度了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① 研发投入对中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 投资效率产生明显的中介效应;③ 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研究结果为理解中国煤炭生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实证支持。

探究工业互联网对省域碳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推动省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域2013—2021年的数据,探究了工业互联网与省域碳生产率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中介作用以及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显著正向影响省域碳生产率;在东部地区,工业互联网对省域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生态化在工业互联网影响省域碳生产率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法制环境增强了工业互联网对省域碳生产率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向相关部门从工业互联网角度推动省域碳生产率提升提出了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提供了参考。

不同种类的柔性资源通过虚拟电厂聚合为一体参与电网调度为分布式能源消纳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针对不同柔性资源的出力特性,提出一种考虑柔性资源出力曲线特征的两阶段分类方法,以判断不同柔性资源机组的调峰调频性能,提高虚拟电厂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的灵活调节能力。首先,考虑不同柔性资源的出力负荷特性,建立柔性资源通用的调峰、调频性能指标;其次,设计虚拟电厂柔性资源两阶段分类算法对不同柔性资源的出力负荷行为进行提取。第一阶段,开发结合谱聚类算法和长短期记忆网络算法(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的虚拟电厂柔性资源出力负荷曲线分类算法。针对机器学习分类器存在学习效率低的问题,构建一种基于改进LSTM方法的分类器;接着,为避免基分类器相似度过高,建立一种基于风险最小损失的最优选择方法;然后,通过改进的高斯过采样方法避免分类不均衡问题。第二阶段,将虚拟电厂柔性资源出力曲线分类结果作为典型出力行为模式,以出力行为模式发生概率为权重计算各机组调峰、调频得分,采用谱聚类算法对柔性资源机组实施分类。最后,通过算例证明了所提出算法与传统算法相比能够更好地实现柔性资源聚合。

物流业是“双碳”战略目标下进行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以2013— 2022年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样本,对区域物流业碳承载力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空间差异。进一步采用双向固定模型分析和检验物流业碳承载力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中国各省物流业碳承载力呈现西高东低的区域特征,且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物流业碳承载力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U”形关系,其中,恢复力与转型力2个维度影响显著,抵抗力维度影响尚不显著;物流业碳承载力对内陆地区的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效应,沿海地区并未呈现该影响机制。

现如今,数字化转型越来越成为破解产业困境的关键因素,基于272家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证实,新质生产力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中部地区的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最后,建议企业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以提高能源企业创新绩效。

能源转型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新的机遇。为研究数字经济、能源转型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关系,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并分析能源转型在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能发挥显著“数字红利”作用;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能源低碳转型对全要素碳生产率产生影响;政府环境治理在调节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中起积极作用。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降碳战略背景下,传统能源行业亟需通过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以2012—2022年中国A股煤炭、石油、天然气及电力和水资源供应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及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绿色创新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高环境规制地区的ESG表现对能源消耗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证实,传统能源企业强化ESG实践、加大绿色创新投入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同时政府需完善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以激励企业绿色转型。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区域特点,绿色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协调的重要路径,而绿色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被视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2008—2022年西部地区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同时探讨环境规制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 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发展,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 从环境治理成效的环境规制在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绿色发展间的调节作用来看,西北地区调节效果不是很显著,对于西南地区来说效果很显著;③ 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且这种推动作用呈现出从西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减弱的趋势。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指引下,绿色双元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力量。连锁股东作为企业的重要投资者,其持股行为和影响力会对绿色创新战略产生深远影响。以我国2010—2023年A股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型股权联结视角,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能源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对能源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区分不同绿色创新类型发现,相比于利用式绿色创新,其对探索式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考察作用机制发现,连锁股东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绿色双元创新。进一步加入企业特征的情境因素分析发现,相较于民营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连锁股东对国有能源企业及资产规模较大的能源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认清连锁股东在促进能源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推动企业获取绿色竞争优势、响应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

特高压工程在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资源大范围配置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对特高压设备的运输是特高压交流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基于LEAP模型构建碳排放情景,确认设备运输阶段碳排放核算系统边界,明确该阶段碳减排关键因素,并提出碳排放核算方法。通过实际工程进行算例分析,结果表明设备运输环节可以通过优化运输路径与运输方式、调整燃料消耗结构,减少碳排放,提高特高压交流工程的减碳效益。

电力产业新质生产力构成含多个要素,包括电力新产品,如屋顶光伏、微型风电、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微电网等;电力新技术,如白天光伏通过冷空调或者驱动地源、海水源等进行制冷储冷,冬季夜间风电直接对空气源制热储热,冬季夜间风电驱动地源制冷储冷,新能源发电用于电解水制氢再制气等,实现新能源的电制热、电制气、电制氢等;电力新业态,指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氢代油、以氢代气,提高终端电气化比例等;电力新体制,指打破能源专业壁垒与区域壁垒,实现源网荷储互动,促进新能源消纳等;电力新机制,指发电与用户参与电能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绿电市场、碳市场交易等。电力产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包括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绿色发电、清洁电源跨省跨区优化配置的高效输电、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氢代油以氢代气的电能替代等。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对煤炭立法提出了强化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体系数智化等全新要求。然而,现行煤炭立法存在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滞后、法律制度绿色化和数智化不足、立法碎片化问题显存等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对煤炭立法的新要求。当前,亟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进行系统修订,完善煤炭高效清洁利用、落后产能退出、煤炭智能开采、数智化技术创新激励等相关法律制度,并做好与关联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等其他能源单行法的协调,以及煤炭新旧立法的衔接,为新质生产力在煤炭领域的有效发展和应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推动煤炭产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能源安全议题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系统性梳理国内外能源安全范畴的演化历程,揭示其共性发展规律与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国内外能源安全范畴的演化呈现从单一能源供给保障向多维度动态耦合转型的共性发展规律。国外能源安全研究早期聚焦于能源供给稳定性,随后逐步拓展至涵盖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耦合的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三者间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进入21世纪,3E协同视角成为应对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挑战的新范式。国内能源安全研究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国情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研究路径从强调能源自给自足转向多元化、全球化合作战略,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双碳”目标的双重驱动下,研究重心逐步转向能源可持续安全领域,聚焦于提升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加强国际合作等策略,旨在推动能源体系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以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11—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能源转型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助推作用的效果仍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效应在非高污染企业内部更显著,同时不同的技术行业类型不会影响其作用效果的显著性,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内部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发挥的助推效果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绩效水平提高,进行绿色创新是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主要机制。

基于我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能源安全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绿色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煤炭行业亟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正逐渐展现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与支撑作用。以2011—2022年我国煤炭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煤炭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煤炭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创新能力和管理者能力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财政补贴对直接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税收优惠对直接效应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中西部地区煤炭企业和低市场化煤炭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煤炭企业在实践中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在国家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下,煤炭类企业持续加大了科技创新力度,力争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但在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助力未来新质生产力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煤炭企业未来的发展。为此,对新质生产力和知识产权的重要内涵及内在联系、当前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阐述,同时还提出了对应的改进措施及对策建议,以供煤炭企业借鉴参考。

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煤炭行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技术升级与员工适应的双重挑战。现有研究多聚焦组织层面的转型策略,对一线员工微观心理机制的探索明显不足。整合“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与“知识-态度-实践”(KAP)理论,构建SOR-KAP模型,基于315名煤矿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Smart PLS 4分析数字化先前知识、个体感知(有用性/风险)对心理抗拒与数字化转型接受意愿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组织创新文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 煤矿员工数字化先前知识和个体感知能引发员工心理抗拒,并影响其对数字化转型的接受意愿。② 煤矿员工心理抗拒负面影响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接受意愿,且在先前知识、个体感知与接受意愿间起中介作用。③ 组织创新文化强化感知有用性和先前知识对煤矿员工数字化转型心理抗拒的影响。通过揭示“知识-心理-行为”的多级传导规律及组织情境的协同机制,为安全关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兼顾个体认知与组织干预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针对应急资源影子价格和其市场价格对比决策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偏差,提出了影子价格决策标准,指出应急资源影子价格是在应急资源最优利用条件下,对单位某种应急资源使用贡献的估价,确定单一应急可变投入要素最优投入量时,不应使用应急资源影子价格和应急资源的市场价格对比进行决策,而应使用应急资源影子价格和应急资源边际支出对比进行决策,即只有当应急投入要素影子价格等于应急资源边际支出时,事故总损失降低量达到最大。运用案例分析法论证了运用应急资源的影子价格和应急资源的边际支出进行对比决策更实际的结论,为发展应急经济学与合理配置应急资源奠定了定量分析基础。

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用电量变化的不规律性,对用电量预测提出更高要求,传统的预测方法无法取得理想的预测效果。为有效捕捉时间序列数据的关键特征、提升用电量预测精度,提出一种基于显著性影响因素筛选和斑翠鸟优化算法-径向基神经网络的电量预测方法。首先,基于阿尔蒙多项式与耦合度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数据修正;然后,通过综合4种相关性系数初步确定显著性影响因素集合;最后,将显著性影响因素修正数据作为输入,通过PKO优化RBF超参数,进行RBF神经网络预测。算例分析表明所提出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为电量预测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

市值管理对于上市公司缓解融资约束、优化投资决策具有重要作用。以2013—2022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年份固定效应模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高管特征和公司风险承担能力纳入公司市值的影响因素中。研究结果显示:高贷款利率、过高的高管持股比例以及较大规模的企业研发投资额,均会对公司市值提升产生抑制作用,董事会专业能力、高管薪酬、研发能力、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增强有利于公司市值提升,营运能力有正向但不显著影响。与国有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贷款利率、董事会专业能力、高管持股比例、流动资产周转率、研发能力等指标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并基于此,提出市值管控政策建议。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煤炭项目面临价格剧烈波动、持续攀升的政策成本以及显著的地质产能衰减等挑战,导致传统静态现金流折现法(DCF)评估失真,难以准确反映项目的长期经济性与风险。聚焦山西某煤矿改扩建项目,通过构建动态参数联动模型,动态处理关键参数,来验证一种动态化的DCF解决方案,以提升煤炭改扩建项目经济评价的精度和可靠性。研究证实:动态DCF显著降低了关键指标偏差,精准捕捉了产能衰减拐点和价格风险阈值。研究表明,所提出的动态DCF模型通过实现市场价格波动、政策调整与地质产能变化的精准整合,有效克服了传统静态模型的局限性,显著提升了煤炭项目经济评价的准确性。该动态化解决方案为“双碳”背景下科学评估煤炭项目价值、优化投资决策和强化全周期造价管控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煤炭企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成本与市场竞争压力。为更好地适应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我国大型煤炭企业普遍通过合并重组,构建以资源整合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物资采购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企业运营效率与成本控制,对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供应链管理视角为切入点,系统分析煤炭企业在物资采购过程中所体现的典型特征,包括物资异质性强、需求波动大、管理标准不统一等,进而提出从供应商管理、采购计划、招标流程、档案管理、人才体系和风险控制6个方面进行优化。研究表明,通过构建分级供应商体系、推动采购流程数字化与标准化、强化信息协同与绩效考核机制,煤炭企业可显著提升采购效率与风险应对能力,进而增强供应链韧性与资源配置效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分析了当前国际认证合作发展现状和我国矿山装备国际贸易的认证技术壁垒,介绍了中国安标(CMAC)在国际转型、适应规则、标准研究、认证合作等4个方面的优良实践,阐述了中国安标建立的国际多边认证、本土化检验认证、单边认可等支撑服务我国矿山装备先进制造走向海外的有效机制,提出了以提升国际合作质量、加快国际互认进程、升级国际化服务模式为着力点的中国安标赋能我国矿山装备国际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方向。

为保障电力市场改革由有限电力市场化向统一市场化平稳过渡,由电网公司向暂时不参与市场的工商业用户提供代理购电的兜底服务。在此背景下,基于实施代理购电以来的全年省级数据,从变动效应和累积效应分析了综合成本、电力效率、生产效率、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在短期和长期对工商业用户的代理购电需求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当前延续实施的尖峰电价在代理购电业务中是否有效。研究表明,综合成本和电力效率是造成代理购电需求波动的关键不确定性因素,生产效率的稳定提升抑制了代理购电需求的增长;市场风险造成了市场规模的变动效应在短期内呈现波动,但累积效应呈现抑制作用,也符合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规律;受工商业体量的影响,产业规模是稳定的驱动因素。同时,当前的尖峰电价对于实现工商业用电的“经济-安全-低碳”平衡的政策效应较弱,不能有效引导工商业用户消纳新能源,同时,基于经济驱动的尖峰电价削峰填谷的作用也将受强制性的有序用电方案影响。

在煤炭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全过程周期中,煤炭的汽车运输产比高达30%～40％,煤炭运输的时效性优化成为了矿企降本增效、提高效率的关键。随着煤矿智能化、信息化、无人化建设不断推进,有效地调度汽车运输成为提高煤炭运输效率的关键。基于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筛选出煤炭汽车运输时效性的5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而后定向优化,并对优化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19个二级指标中,确定司机到达时间间隔(权重0.726)与多环节作业时间长(权重0.648)为关键影响因素,针对前者设计预约进场优化方案,后者通过自助进场及无人值守过磅技术实现流程精简。优化后,装车平均等待时间由209 min降至40 min以内,运输时效性提升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