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系统的结构特征、运行、状况与发展趋势,挖掘潜在合作机遇与挑战,构建综合多维能源指数(CMEI),涵盖能源依赖程度、可再生能源占比、终端能源消费占比、能源强度及碳强度5项核心指标,量化评估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沿线国家2000—2022年能源运行状况。结果显示,除印度外,多数国家能源系统整体改善,但伊朗(2008年)、越南(2015年)、伊拉克(2016年)在特定年份出现阶段性下降,后通过结构调整逐步回升。进一步采用3个模型预测2023—2030年趋势,通过均方误差(MSE)和相关系数(R)验证发现:残差修正GM(1,1)模型在多数国家预测精度更高,而巴基斯坦、泰国因数据非线性特征更适配NAR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表明,中国与印度CMEI指数将延续下降趋势,需重点关注能源系统优化,其余国家能源系统运行态势向好。研究结果为“一带一路”能源治理提供了量化评估框架与预测依据。

准确预测碳价格对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碳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在政策设计、市场结构、数据基础等方面面临独特挑战,碳价格波动预测复杂性远高于成熟碳市场,且传统方法在平衡准确性和可解释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从多源数据融合角度出发,聚焦全国碳市场价格预测,提出纳入非结构化特征的可解释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具体来说,在传统预测因子的基础上,将公众关注度、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网络拓扑指标等非结构化特征作为预测变量,全面挖掘影响碳价格的关键因素。评估和比较了各种结构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以探索最适合建模高维非线性碳价格数据的技术。最后,利用Shapely加性解释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全国碳市场碳价格预测的贡献。结果表明,加入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网络拓扑信息等非结构化特征可以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影响因素中原油价格的整体贡献度排名第一,4个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排名前六,其重要性超过了绝大多数传统的结构化预测因子。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使得各经济体面临日益严峻的减排压力,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实现平衡成为关键挑战。碳排放效率(CEE)作为衡量单位经济产出对应碳排放水平的关键指标,是区域减排成效的直接体现。在此背景下,基于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份CEE水平,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构建省际间CEE相关性网络,深入分析其结构特征及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CEE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高效率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② 省际间CEE影响路径由初期的分散状态逐步向江浙沪、京津冀等核心区域集聚;③ 高、中效率省份之间的溢出带动作用显著,但对低效率省份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低效率省份在区域协同提升CEE过程中存在“溢出效应障碍”。本研究对于优化区域协同减排路径、提升全域碳排放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探讨了气候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在《巴黎协定》签署前后对碳市场、能源市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股市的影响。通过使用2009-06-02—2024-06-28的每日数据,采用Diebold-Yilmaz溢出效应指数(DY模型)和频率连通性模型(BK模型)分析市场之间风险的动态传递。分析结果显示,在《巴黎协定》实施后,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的传递显著增加。碳市场作为风险传递者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影响了能源市场和股市。滚动窗口分析表明,极端事件,如COVID-19大流行和2014年油价崩盘,增强了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本研究突出了《巴黎协定》实施后全球市场日益增强的相互联系,强调了碳市场在应对气候相关风险中的日益重要性。研究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帮助完善碳市场机制并支持能源转型战略。

物流业作为能源消耗大产业,在传统生产要素瓶颈约束下,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势在必行。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GTFP,并开展了静态视角下的投入产出有效性分析、动态视角下的变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截面上GTFP每年达到DEA有效的省份呈递增趋势;沿海和沿河地区的GTFP九年均值高于东北和西南等内陆地区,且多数省份都未达到生产前沿面,改进方向是减少投入变量冗余、增加物流业经济产出和货物周转量规模产出、缩减碳排放量;GTFP在时序上总体呈增长态势,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是增长原因。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增强能源安全是各个国家的一项迫切需求,绿色金融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灵感。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实证研究了能源安全与绿色金融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0.156 5时,绿色金融并没有显现出对能源安全的促进作用,然而当环境规制跨过门槛值后,绿色金融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转变为积极影响,绿色金融对能源安全的影响作用在 [-0.072 8, 0.319 8] 之间呈“U”型转换。其次,通过替换变量和改变样本容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除此之外,通过脉冲响应模型(PVAR)发现,中国能源安全长期内受自身往期的影响;长期内环境规制跨越拐点之后,越高越有利于绿色金融提高能源安全水平。综上所述,绿色金融的长期发展将有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水平的提高。这些发现旨在从绿色金融的角度为政策制定者提高能源安全水平提供见解。

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双碳”目标驱动下,能源企业供应链低碳转型成为关键战略议题。基于2014—2023年中国125家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按照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别测度供应链低碳转型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供应链低碳转型效率因技术协同不足呈现两极分化,上游行业依托技术成熟度与规模效应领先,而中下游受制于传统路径依赖和“技术孤岛”效应导致全链条减排受阻。② 低碳技术进步需构建长效研发机制,短期政策驱动的碎片化创新需向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的持续投入转化。③ 环境规制与市场机制存在动态博弈,环境压力催生的合规性投入与垄断结构下的技术扩散抑制形成转型矛盾体。④ 供应链纵向协同缺失暴露出基础设施与管理模式双重缺陷,能源转化与消费环节的脱节提高碳排放强度并削弱系统效率。能源企业供应链低碳转型需通过政府与企业深度协同,以差异化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破解低碳转型的困境。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开展碳排放预测及达峰时间研究,积极探索碳达峰路径,对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基于电力系统节点邻近特性的碳排放流量迭代算法构建了迭代收敛次数与电网拓扑结构之间的关系。基于新疆电力系统的实际运行数据,采用全过程视角,结合LMDI分解法与STIRPAT模型,系统解析碳排放增长的驱动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特征,并对新疆碳排放量及碳达峰时间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区生产总值效应与工业电耗强度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二者联合贡献率达126.47%,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则成为最大抑制因素,其中第二产业占比每下降1%可降低碳排放量0.87亿t/a。能源转型和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具有显著潜力,进行积极的产业升级较基准发展情形的峰值碳排放量降低。新疆需构建“短期淘汰低效煤电、中期推进绿氢耦合发电、长期优化跨省碳市场”的差异化减排路径。研究结果不仅可为新疆制定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也为我国其他能源密集型省份的转型路径设计提供参考范式。

基于2000—2021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结合改进的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剖析了江苏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关系,为破解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发展二元对立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研究发现,江苏省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普遍向好,但呈阶段性波动特征,且区域间增速差异显著;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苏南引领、苏中过渡、苏北追赶”的空间格局;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碳排放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空气质量指数是影响协同关系的前五大障碍因子,需要重点关注。鉴于此,从“省级统筹-市级落实-企业执行”的层级协同治理范式出发,提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模板。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现离不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通过深入探析“双碳”目标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理论关联,可清晰把握其科学内涵与价值导向。当前“双碳”背景下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展现出历史与时代融合、理论与实践统一、整体与区域平衡、本土与世界兼容的鲜明特征,同时也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监管存在短板、评价体系欠缺、发展模式转型困难等现实挑战。基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的深入考察,可构建多维发展路径:一是完善立法制度供给,推动碳中和专门立法;二是创新监管执法方式,优化碳排放交易监管;三是强化司法文明建设,提高环境纠纷处理效率。上述路径为构建适应“双碳”要求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有助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电力行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绿色转型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政府环境注意力作为影响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可能对电力行业绿色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讨二者关系。基于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测度政府环境注意力,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环境注意力对电力行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政府环境注意力显著促进电力行业绿色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 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差异有关。

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政策工具,探究碳市场与股债市场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加速碳市场成熟、防控碳金融风险及推进气候战略目标实现。采用VAR-BEKK-GARCH模型,分阶段探究全国统一碳市场成立前后,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变化,并对比分析了全国统一碳市场和试点碳市场与股债市场之间的互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成立显著强化了碳市场与股债市场的联动性。通过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2个维度,捕捉到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溢出特征在价格信息和波动风险层面的显著变化;从整体溢出水平上看,均值溢出弱于波动溢出;在互动差异方面,与试点碳市场相比,全国统一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呈较弱态势。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持续深入发展,碳市场与股债市场间的溢出效应预计会逐渐增强,需要防范风险传导,保障碳市场与股债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

基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背景,采用2012—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强度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变动与经济增长水平变动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碳排放强度增加对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对碳排放强度增加的负向影响由弱到强再变弱;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也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两者对彼此的促进作用均是由弱到强再变弱;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强度增加起到抑制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研究结论对于推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节能降碳以及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省际贸易中的隐含污染越来越备受关注。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采用MRIO模型分别测算中国30个省(市、区)11个部门在生产者及消费者视角下的环境污染排放量,探究中国各省(市、区)各部门的隐含污染转移方向和转移量,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下环境污染的排放量差异明显,且生产者责任的污染排放均明显高于消费者责任;隐含污染主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输出,输入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是隐含污染净流入量最大的省(市);重工业、其他行业是省际贸易隐含污染转移最为显著的行业,东部沿海地区是主要隐含污染流的目的地;能源丰富、重工业发达的省(市、区)向资源稀缺、经济发达省(市、区)的污染转移量较大,其中,内蒙古、新疆、宁夏和山西的采选业以及电热供应业的环境污染转出量较大,江苏、山东和辽宁的重工业呈较大调出态势;隐含污染转移存在区域特征,省际间距离越近,经济互补性越强,省际间的污染转移规模也就越大。中国在制定环境污染治理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各省各部门间的污染转移情况,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省(市、区)的减排责任。由于经济发达地区通过省际贸易将更多的污染排放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因此,对发达地区进行消费管控将有助于治理全国污染。

城市绿色转型是“双碳”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共同的时代属性和内在特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智能化改造、完善能源结构等方式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深度变革,可为实现城市绿色转型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持,是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本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绿色转型的复杂作用机理,采用动态QCA方法,基于2013—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探索时间纵轴上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绿色转型水平差异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绿色转型的7项前因条件均不构成高程度城市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需要多种条件的组合和协同,高程度城市绿色转型水平呈现3条组态,提炼出“新质人才与技术资本协同驱动城市绿色转型”和“科技、信息与绿色引领的三元协同城市绿色转型”2条组态路径。在时间维度,2020年3条组态的一致性集体下跌,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影响有关;在空间维度,3条组态在各省份间并未存在明显差异。

在“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双重压力下,资源型地区焦煤-焦化产业面临高排放与低碳转型的结构性矛盾。以山西省为典型案例,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协同视角,结合基准、多元融合与技术颠覆3种情景,系统分析焦煤-焦化产业的动态演进路径及多维影响。研究发现:在氢冶金技术突破与废钢资源替代驱动下,山西省焦炭产量将显著下降,经济贡献逐步弱化,但通过“焦化-氢能-化工”产业链融合可重塑产业价值。研究提出渐进转型、产业融合与替代升级分阶段转型路径,强调通过产能优化、技术革新、跨区域协同及政策支持,平衡传统产业退出与新兴动能培育的矛盾。

由制造商、零售商和回收商组成闭环供应链,构建制造商为主导的动态Stackelberg博弈模型。以产品批发价和零售价、低碳创新努力和低碳推广努力作为决策变量,通过稳定域、分岔图、Lyapunov指数等分析系统动态博弈过程,探讨低碳成本分担策略下企业动态最优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 批发价和零售价调整速度过快都将导致系统不稳定,陷入混沌状态,使企业收益剧烈波动。② 加大废旧产品回收可增加制造商低碳创新和零售商低碳推广投入,增强消费者低碳偏好,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经济收益。③ 零售商分担低碳创新成本能够激励制造商低碳创新投入,同时制造商分担低碳推广成本能够促进零售商低碳推广投入,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并在国家“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承担着关键的能源保障职责。煤气化作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技术,不仅推动了煤化工行业的低碳转型,也为国家能源结构优化提供了可行途径。基于新疆独特的资源禀赋,分析煤气化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效益,通过对比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成本竞争力,揭示新疆煤气化的优势与挑战。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准东煤化工产品的产地转化成本具有较强竞争力,但距离东部消费市场较远的运输瓶颈是未来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另外,从政策支持、技术提升和运输优化等方面为新疆煤炭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建议,以期为我国“双碳”目标下的煤炭清洁利用提供支持。

能源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工业运转、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黑龙江省作为我国能源战略基地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和煤炭的生产基地,同时,该省新能源资源丰富,能够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聚焦于黑龙江省能源安全问题,搭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维度对该省能源安全展开评估,全面剖析能源生产、能源经济、能源消费、能源环境以及能源运输等五大核心要素对黑龙江省能源安全状况的影响,采用熵权TOPSIS模型科学评价了2013—2022年黑龙江省能源安全水平程度,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黑龙江省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阐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结果表明:2014—2019年,黑龙江省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能源安全呈下降趋势;2020年在政策的干预下黑龙江省能源安全得到高速发展;2021—2022年黑龙江省积极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能源安全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中央企业面临如何构建一个高效的大风控体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营环境。在分析中央企业建立大风控体系的动机、政策背景之后,进一步提出构建大风控体系的目标、原则、体系和应用注意事项。中国煤科的大风控体系包括基础控制、核心控制和保障控制三重控制,涉及法律、合规、内控、风管、审计和追责等方面,在实践应用中也是一个不断循环提升的过程。最后提出增强全员风险管理意识,科技赋能大风控系统等建议,以提高中央企业大风控体系的效率和效果。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碳达峰碳中和刚性约束加强、能源安全新战略纵深实施、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等背景下,能源国有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及时研判并采取有效策略。分析晋能控股集团发展环境变化情况,认为外部机遇大于挑战,但挑战越来越大;内部优势大于劣势,但部分优势正在弱化。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提供的能源相关产品和服务与客户不断升级的用能需要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增长、协同、扭转、防御4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对企业8项业务进行分类定位,基于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分别提出各业务的转型思路和重点方向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煤炭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合理有效的成本管理成为煤炭企业适应市场、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首先,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作业成本法的内在机理,探讨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优化成本管理的重要价值;其次,以煤矿为例,基于企业实际发展状况与未来目标以及作业成本法的相关理论,研究实施作业成本管理的可行性,明确企业建设作业成本管理体系的总流程,分析其作业成本的基础管理体系与核算管理体系,最后,构建煤矿作业成本管理体系整体架构,以期助力煤矿企业提升成本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审计全覆盖的新要求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领域不断扩大,审计涉及业务难度增加。基于内部审计管理理论,分析数智化审计与传统审计的关系,并针对ZB公司实际情况,梳理公司各部门和各分公司的业务需求,进行公司数智化内部审计流程的设计,探索审计视角与公司业务数据融合。通过对数智化内部审计流程的研究,实现内部审计工作流程可视化,完善公司内部审计流程,对提升领导层管理决策有效性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