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化石油气(LPG)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和新型燃料,对国家工业发展及居民日常生活有重大意义。对其市场价格进行精确预测,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供需状况,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变分模态分解(VMD)、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反向传播(BP)神经网络、门控循环单元(GRU)和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的组合预测模型对LPG市场价格进行预测。首先,采用VMD将价格时间序列数据分解得到3个IMF序列;其次,针对每个IMF序列,基于历史价格数据与影响因素数据,使用ARIMA、BP、GRU、LSTM算法进行预测;然后,再对算法的预测结果进行加权集成,得到每个IMF序列的预测结果;最后,对全部IMF分解序列的预测结果进行综合得到组合模型的预测结果。结果表明,与单一优化预测模型ARIMA、BP、GRU、LSTM相比,所提组合预测模型评价指标均有较显著的改观。

区域电煤交易价格合理区间的形成对煤电上下游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科学测度区域电煤交易价格合理区间,基于单位煤电生产成本与收益的视角,结合煤电机组利用水平、两部制电价机制及行业合理收益率等关键因素,构建区域电煤合理基准价格模型,并据此测算各地区电煤合理价格区间。研究表明,各区域合理价格区间与当地煤电交易基准价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多数省份的合理价格区间与秦皇岛港下水煤价格区间相近,而晋陕蒙地区的价格区间上限较低,此类地区煤电企业面临一定亏损风险。晋陕蒙地区合理价格区间均低于秦皇岛港下水煤(5 500 kcal)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表明重点地区的煤电企业拥有较强的电价弹性优势。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碳市场中控排客户为提升企业碳绩效带来良好契机。基于2014—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市场中控排客户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碳市场中控排客户的降碳需求具有基于生产网络的资源效应和倒逼效应,能够激发关联企业的降碳意愿,并助推其碳绩效水平提升,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碳市场中控排客户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环境成本,抑制短期财务绩效,但长期内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提升企业长期财务绩效,进而驱动企业碳绩效提升。此外,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有利于加强控排客户对企业碳绩效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市场中控排客户对东部地区和非重污染企业碳绩效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高效发挥碳市场中控排客户的绿色治理效果,实现制造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采用条件分位数溢出指数法,以中国新能源市场与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指数作为研究变量,构建了新能源-金融系统的分位数向量自回归(QVAR)模型,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在极端事件描述上的不足,实证分析新能源-金融系统之间的时变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能源-金融系统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新能源市场是主要的风险来源,呈现出产业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驱动的双重特征,而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是主要的风险接收者。② 我国新能源-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表现出显著的尾部溢出特征与非对称性。具体而言,新能源市场则对市场压力极端下降状态下的风险波动更为敏感。③ 供需失衡、政策变动、国际国内形势变动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是导致我国新能源-金融系统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新能源市场的波动则主要源于能源政策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

在对国内外有关氢燃料电池(HFC)生命周期评价和生命周期可持续性评价(LCSA)研究现状梳理的基础上,采用生命周期可持续性评价方法,构建了从环境、经济和社会3个维度的HFC燃料路径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生命周期评价(LCA)、生命周期成本(LCC)和社会生命周期评价(SLCA)方法,选择由制氢、储氢、运输和加注等环节构成的4条燃料技术路径,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现阶段工厂焦炉煤气制氢路径在环境和经济维度上表现最佳,而现场电解水制氢路径在社会维度上具有优势。未来应积极推动可再生电力的电解水制氢,加大对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技术的研发,加快氢能产业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综合能源系统可以通过区域内多种能源的耦合,实现多种异质能源子系统之间的优化运行、协同管理和互补互济。然而,综合能源系统快速发展对能源系统运行优化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运行优化的数据来源、考虑因素、优化方式等都直接影响调度方案的优化效果。除此之外,能源系统用户用能的随机波动和分布式能源设备运行状态波动等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了运行优化的难度,威胁能源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基于此,重点考虑各类能源设备的动态响应特性,构建综合能源系统三阶段优化模型。在日前运行优化模式及分布式能源设备动态出力模型的基础上,分别针对常规情景下的负荷随机波动和突发情景下的设备运行状态波动提出了循环优化和监测优化2种运行优化模式,并提出不同阶段的优化流程和优化目标,以实现多场景下综合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研究选取中国南京某典型园区作为案例,基于日前调度优化方案,分别对常规情景下的循环优化和突发情景下的监测优化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以证明在不同情景下三阶段运行优化模型是解决综合能源系统运行优化的有效方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已经成为金融工具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基于2009—202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绿色金融政策能够促进试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次,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政策倾斜力度较大的西部地区以及财政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机制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风电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相比于化石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设施运维成本较低,但前期投入较高。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系统评估了风电系统的环境负担及其相较于燃煤电厂的替代效益。研究不仅涵盖了非可再生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还综合考虑了土地使用、水资源消耗,以及PM_2.5、SO₂、NO_x和汞等较少研究的环境因素。与以往多聚焦于基础材料的研究相比,研究综合考虑了风电厂所需所有设备、材料及服务的投入。以中国某典型陆上风电厂为例,每千瓦时电力可减少9.2 MJ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并降低782.8 g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与燃煤电厂相比,风电系统需两倍以上的土地使用,但其水资源消耗仅为燃煤电厂的三分之一。同时,风电系统每千瓦时电力的SO₂、汞、PM_2.5及NO_x排放削减率达到60.6%～89.3%。通过整合3 797个处于运行中的点源风电厂数据和风力资源信息,本研究将单一电厂的结果扩展至国家层面,揭示了风电在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方面的潜力,并强调应制定分级策略提升风电在中国电力系统中的渗透水平。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以经济激励的形式鼓励企业致力减排、控制污染的政策性工具,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为了检验政策效应的影响,首先基于2009—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该政策对高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通过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可提高高耗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逐年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碳交易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可知,市场化进程中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和制度法律环境在高耗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浅层地热能替代传统能源是实现建筑行业碳减排的有效路径之一。贵州浅层地热能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规模不足,浅层地热能在建筑中减排潜力及方法还有待拓展。基于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自愿减排方法学CM-022-VO1标准构建使用地热替代电能供暖制冷的CCER方法学,并运用EnergyPlus对贵州省某科技园某办公楼2021年实际运行数据进行仿真模拟,论证该方法学的可行性并核算该栋建筑浅层地热空调系统节能潜力与碳减排量。结果显示,该方法运算的单位面积年碳减排与仿真结果仅相差0.05 tCO₂e/a,方法可行。此外,使用浅层地热能项目的建筑年单位面积减排量为0.069 tCO₂e,年碳收益约为12.46万元。

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不仅关乎国家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的稳定繁荣。为深入探究我国各类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宏观经济影响,构建了一个契合中国国情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反事实模拟定量分析了2002—2017年间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2002—2017年间,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贡献,使中国的年均产出增长率增加0.24%。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证明了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研究参考。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企业绿色转型带来了新机遇,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对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验证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运营效率实现,并在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通过企业-客户、企业-供应商数据匹配检验,验证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产业链前后向的关联效应,同时会提高上游供应商企业和下游客户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有助于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为政府部门制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近年来,我国煤机装备各项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大型煤机装备不仅在国内市场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口碑。在此基础上,对标美、德等煤机强国进一步扩大我国煤机装备的国际市场份额,提升我国煤机装备国际竞争力,对于我国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测算比较中美德三国的IMS、RCA、TC等3个指标,发现中国煤机装备贸易竞争力近十年呈上升趋势,相较美德表现出较强韧性;其次,利用我国2006—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煤机装备出口的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煤机装备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和应用研发投入水平对煤机装备出口贸易竞争力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为增强煤机装备贸易竞争力,应优化投资环境,持续研发以及人才投入,夯实政策保障,推动煤机装备贸易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如何促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基于TOE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以全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方法,探讨数字基础、技术创新、数字人才、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安全、数字社会等7个数字要素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① 存在三类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案,即“全面联动型”“技术-环境联动型”和“环境驱动型”。② 不存在单一条件构成高产业结构指数的情况,但是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挥着比较普适的作用。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为优化地区生态环境、更好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某新能源企业2014—2023年相关数据,系统性地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旨在为企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①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静态与动态分析,确定企业盈利能力、劳动者素质、新产品设备投入及政府补贴强度4个关键影响因素,并通过Tobit回归分析得出以上影响因素均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显著相关性。② 针对以上影响因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得出以下3条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自主驱动型路径通过内部优势与资源构建自主驱动绿色技术创新路径的机制;内外协同驱动型路径通过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支持协同作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内部能力与战略调整驱动型路径强调组织内部能力与战略调整的重要性。

基于二元合法性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数据,探究了绿色并购对我国重污染上市企业的源头管控和末端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并购不仅能够促进末端治理还对源头管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行为具有明显的二元合法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在绿色并购与源头管控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但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并购与末端治理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独立董事占比在绿色并购与源头管控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但独立董事占比对绿色并购与末端治理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和缩期处理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绿色并购对源头管控的正向影响效应在企业生产链位置高以及处于成长期的重污染企业中更明显。

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在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数字化人才能力模型成为企业面临的普遍现实问题。以国家能源集团为对象,构造了三层七类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模型。从企业的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根据角色分工定位的不同,将数字化人才分为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专业等3个层次人才;根据数字化转型涉及到的技术领域将数字化人才分为智慧管理、数字化运营、产业生态协作、智能生产、电商平台运营、工业云运营、数字化设计等7类人才。三层七类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模型的构建不仅为精准识别、培养和发展不同类型数字化人才提供了科学、全面的架构,也为同行业企业在数字化人才培养、能力模型构建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随着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也为其打破融资困境提供新机遇。基于2010—2022年沪深A股能源企业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能源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能源企业融资约束,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但在不同生命周期、产权性质、地区下对其影响有所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缓解融资约束;股票流动性在数字化转型对能源企业融资约束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能源企业破解融资约束难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份回购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不仅能够向市场传递出公司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从而有利于提升股价,稳定投资者预期,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梳理了股份回购的政策发展,介绍了股份回购的通常动机,阐述了股份回购的政策优化,分析了股份回购的市场实践。实践表明,股份回购政策的积极引导,使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活跃度有极大提升。同时,提示了股份回购需关注的问题,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应依法合规,符合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要担起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责任,强主业、谋创新、重回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高导致电力需求激增,需要准确预测用电量以便合理调配电力资源,避免供求失衡和电力短缺。利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分解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用电量的变化。将2017—2022年中国工业用电量的变化分解为4个因素:用电强度、技术投入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总量。结果表明,最终需求总量的变化对中国工业用电量的增长贡献最大,增加了 20 913.4亿kW·h的用电量。准确的电力预测在电力生产、供应和电力调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中国工业电力消耗预测模型,将对高耗能行业的节能降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