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可再生能源并网对电网系统运行成本的影响由可再生能源出力波动性和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长2个方面产生。为探究可再生能源并网对电网系统运行成本产生的影响,首先模拟基准情景、装机量储能调峰情景和风光储联合情景下可再生能源并网后的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其次利用Graver6节点算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在可再生能源波动程度增大以及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长下电网运行成本的变动情况。研究认为,可再生能源出力波动性通过环境成本和弃风弃光惩罚成本带动电网运行总成本上升并扩大了其波动性;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长对电网运行成本的影响受调峰情景和装机量比例的限制。在可再生能源并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应优先考虑使用储能和风光互补共同调峰;在可再生能源并网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年度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量应保持在基准值的80%以内,并优先考虑使用储能和风光互补共同调峰。

家庭是绿色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单元。以我国家庭为样本,基于目标框架理论从多元消费动机视角深入探究了规范动机、享乐动机和收益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并系统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地位在该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目标框架理论下的3类消费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而言,规范动机和享乐动机促进了家庭绿色购买行为,而收益动机抑制了家庭绿色购买行为。进一步地,家庭生命周期在消费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规范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在新婚和满巢Ⅱ阶段更强;享乐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在空巢Ⅰ阶段更强;而收益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在单身、满巢Ⅰ和空巢Ⅱ阶段更强。此外,家庭社会地位不仅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还削弱了家庭生命周期在消费动机对家庭绿色购买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基于此,针对我国家庭提出了差异化的绿色购买促进策略,为相关部门从家庭层面推动绿色消费升级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基于2012—2022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双重角度,实证探析了绿色金融对该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绿色金融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此作用是稳健的。② 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影响。③ 不同区域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其中对经济欠发达区域的负相关影响更强。基于此,从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力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在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双碳”战略背景下,精准预测碳交易价格对风险管控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针对传统模型难以捕捉市场情绪与政策预期等非结构化信息的不足,此研究融合网络新闻文本与结构化时序数据,构建多模态碳交易价格预测框架。以深圳碳交易市场为实证对象,整合2018年1月至2025年5月期间的10类结构化日频指标与1 893篇碳市场相关网络新闻文本,通过文本挖掘提取5类主题及情感特征,结合时序数据建立跨模态融合机制,通过构建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LSTM)、双向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BiLSTM)、门控循环单元(GRU)及卷积神经网络(CNN)等4类深度学习模型进行对比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多模态数据协同能够显著提升预测效能,有效捕获政策信号与市场情绪等非结构化信息;GRU模型表现最优,其门控机制在平衡计算效率与长程依赖建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研究验证了网络文本非结构化数据在碳交易价格预测中的价值,所提跨模态融合方法为复杂市场环境下的碳交易价格预测提供了新范式,未来可扩展至多区域市场并融合图像、视频等多模态数据以提升决策支持能力。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成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排放强度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东部地区影响效果更加显著,中介效应显示降低碳排放强度可以强化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开放信息、技术共享,推进碳减排目标,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能源企业作为高能耗、高碳排放的核心主体,其ESG表现成为绿色转型的关键评价维度。基于2011—2023年中国能源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能源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绿色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能源企业的ESG表现;② 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绿色创新、融资约束缓解、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等3条中介路径实现对能源企业ESG表现的提升;③ 高管绿色认知对绿色金融的ESG提升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显示,绿色金融发展的ESG赋能效应在非国企、高碳排放行业、高负债企业中更为显著。

数字基础设施在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更换回归模型、替换解释变量以及缩短时间窗口3种方法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数字基础设施高区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低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可进一步提升数字基础设施高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加大数字基础设施低区的财政扶持与人才引进力度,避免低端陷阱,以差异化路径释放数字基础设施红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配电网的规模和结构也逐渐扩大和复杂,同时由于“双碳”目标的实质性推进和能源转型进程的加快,新型配电系统的形态以及功能将发生重大转变,重新构建配电网规划方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能为配电网提供更加全面、精细的决策依据与参考支持。首先,使用德尔法有效地汇集领域内专家的专业判断,从经济性、供电能力、网架结构、设备水平、环保性和智能化水平6个方面确定了25个指标。其次,通过层次分析法量化各指标在总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性,由此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方法进行整体评估,得出综合评估价值,实现不同方案的比较和优选。

为服务西部地区低碳转型与全国“双碳”目标,聚焦碳排放效率评估,采用三阶段SBM-DEA模型,通过随机前沿分析(SFA)剥离环境因素(人均GDP、进出口总额、R & D经费)与随机噪声的干扰,以精准识别各省份真实管理效率。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人均GDP)在加剧能源与资本投入冗余的同时,抑制了碳排放冗余;贸易开放显著降低了劳动力错配与碳排放过剩;而研发投入反而加重了能源、资本冗余及碳排放;2011—2021年,经剥离环境因素与随机噪声干扰后,碳排放效率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甘肃效率均值由0.549跃升至0.981,提升幅度达78.7%;重庆连续11年保持完全效率,云南、宁夏紧随其后;而新疆成为效率最低省份。整体而言,西南地区展现出显著的管理效率优势,西北地区则面临更大的效率提升压力,凸显区域间真实管理水平的差异及其与政策执行、技术适配性的关联。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然而,促使其协同发展的经济社会驱动因素还没有得到足够分析。在构建中国省域-全球嵌套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耦合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深入解析各驱动因素在需求、地区及行业等维度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与贡献程度。结果表明,生产结构展现出显著的协同效应,在各个层面均呈现三要素以上的正向协同作用,其他驱动因素虽也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但在协同要素类型、贡献程度及效应表现等方面各有侧重。在最终需求层面,生产结构对出口贸易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正向协同效应最为突出,而消费结构对国内需求的协同效应更为明显;在地区层面,湖北等省份的生产结构和山西等省份的消费结构均表现出显著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正向协同效应;在行业层面,能源强度和生产结构主要体现为降碳减污的正向协同效应,而其他因素则以扩绿增长协同效应为主导。因此,为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需充分考虑不同驱动因素在多重要素间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根据需求特征、区域禀赋和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策略。

研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对于理解绿色信贷在低碳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机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深入研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作用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结果在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及其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② 机制检验显示,绿色信贷主要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2条路径以间接促进碳减排,且与产业结构优化相比,技术创新因技术革新周期长、短期能源回弹等原因导致其对碳减排的贡献相对较弱;③ 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梯度差异,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效果显著,而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则相对较弱。最后,从强化绿色信贷直接抑碳效能、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实施差异化绿色信贷政策等方面建言献策。

生产力的持续飞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驱动经济社会向更高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力量。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以科技创新为内核,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支撑。聚焦新质生产力赋能碳中和治理的内在机制,阐释其在理论逻辑上的多维协同性,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技术瓶颈、政策体系不完善、区域发展差异及社会认知滞后等现实羁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全面推进智能制造、积极培育数字经济、强化生态碳汇能力与环保产业发展等具体路径,以期为构建新质生产力与碳中和治理深度融合的实践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依据。

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数据要素市场化也为提升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2013—2023年中国资源型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资源型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显著提高了资源型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质量,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据要素市场化通过增强公司绿色创新技术和外部监督来提升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增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处于高工业化地区、高开放地区和低竞争行业的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煤电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了中国的节能减排发展。为了研究中国煤电产业链在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作用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以中国煤炭企业、电力企业和环保企业2011—2022年的数据为样本,结合组织生态理论,借助生物领域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① 对于煤电产业链,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挤出”效应;但行政处罚加强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倒逼”效应;② 政府对煤电产业链所施行的产业政策对环境规制效应起到了加强作用;③ 煤电产业链若首先选择实施去产能政策,则会有效增大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创新的概率。

为提高有色矿产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准确性,提出了一种基于主客观赋权—物元模型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方法。首先,构建了有色金属矿产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价指标体系,其主要包括4个一级评价指标和14个二级评价指标;其次,为弥补单一赋权方法的缺陷,引入主客观组合赋权计算指标权重,其中采用德尔菲法与熵权法分别计算主、客观权重,并运用组合赋权计算最优组合权重;最后,利用物元模型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并应用于2家有色矿产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评价结果与实际调研结果一致,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可为类似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提供一种新的评价方法。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为实现“双碳”目标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基于2012—2023年黄河流域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其新质生产力的水平,并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对黄河流域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新质生产力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 新质生产力对黄河流域的碳排放效率影响存在自下游城市、中游城市、上游城市梯度增强的区域异质性;③ 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来促进碳排放效率,并且新质生产力对碳排放效率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增特征;④ 新质生产力在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倡议的背景下,省际碳排放的空间联系愈发受到关注。使用引力模型构建了2011—2021年中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考察了中国省际碳排放网络的整体-个体网络特征和区域-局部网络特征,通过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探索了碳排放空间网络的演化特征。网络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碳排放网络关联日益密切,网络规模总体增加;河北、江苏、山东、湖北和河南等核心省份在区域碳排放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东南沿海地区构成净溢出板块,北方地区构成双向溢出板块,中部地区构成经纪人板块,西部地区构成净流入板块;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化逐渐从链式结构驱动向闭合结构驱动发展。实证结果表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环境监管等以及网络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是构成碳排放网络的重要驱动因素。

矿区生态治理是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聚焦煤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与绿色转型路径,分析了煤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发展趋势,阐述了煤矿区生态治理面临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瓶颈、区域发展不平衡、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等挑战,总结了井工/露天、关闭/生产等不同类型矿井的生态治理经验,提出了加强绿色核心技术、构建矿区生态治理产业、推进生态治理数据化建设、打造矿区循环利用发展模式、建立生态治理评价与考核体系、建立专项化资金与激励政策等六大绿色低碳发展转型路径,为煤炭企业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光伏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链”)协同发展是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路径。产业政策作为推动光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具,其对“三链”融合作用亟需验证。以中国光伏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二类政策工具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光伏产业“三链”耦合度整体偏低,且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均能促进“三链”融合,且协同效应更显著,其中税收优惠作用更强。企业规模、平均年龄、资产负债率对“三链”融合有积极作用,而研发投入强度和资本密集度则形成抑制作用。政策效果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二类政策均显著促进融合,中部地区仅税收优惠显著,西部地区则以财政补贴见效而税收优惠反而抑制。基于此,提出从人才管理、政策扶持、金融体系与创新机制4个方面推动光伏“三链”融合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环境压力日趋严峻,以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基于2010—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立足外部压力和内部关注双重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化转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外部压力和内部关注双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外部压力体现为政府环境规制增强和公众环境关注度提高,内部关注体现为企业成本粘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促进效应在高科技企业、环保投资较高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基础、居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基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能源贫困问题仍是我国共同富裕背景下的重大难题。探究新能源政策对能源贫困的作用效应,对于解决能源贫困问题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3年中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以西气东输工程为基础的新能源政策对能源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新能源政策可以有效缓解能源贫困,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新能源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可及性和能源效率间接缓解能源贫困。在西气东输工程稳步推进,新能源政策不断扩大作用范围的背景下,机制效应研究有助于科学识别新能源政策与能源贫困的缓解之间的效果和作用机制,推动解决能源贫困问题。

在全球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采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以2013—2023年中国沪深A股采矿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采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同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此外,根据地区和产权性质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采矿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和采矿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助负向调节新质生产力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异质性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采矿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对非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采矿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可为相关企业提供一定的启示。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2—2023年沪深A股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2018年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双化协同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全样本能源企业的双化协同转型。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发挥遮掩作用——政策在促进转型的同时,通过增加合规成本加剧融资约束,部分抵消了正向效应;信息披露质量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高质量信息披露显著增强政策效果。异质性分析揭示了结构性差异。从企业类型看,政策使新能源企业双化协同水平比传统能源企业多提升4.2%。从地区看,政策仅对东部地区产生显著效应,反映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从产权看,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强,体现市场化程度对政策敏感性的影响。该研究从双化协同视角拓展了环保政策效应研究,识别了融资约束的遮掩效应和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对优化环境税制设计和促进企业双化协同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绿色金融政策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动力,探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中190家新能源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政策会显著抑制新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中介变量碳排放形成“政策→减排成本挤出/技术时滞→全要素生产率抑制”的路径对新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并在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构建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提供支撑,建议企业通过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减排标准与支持政策、强化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示范作用,从而实现效率与环境的长期协同。

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双碳”目标为核心导向,聚焦通过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制度创新三重路径,推动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系统剖析面向2035年煤炭领域科技创新的功能定位与核心目标,明确了分阶段重点任务,并深入探讨了科技创新的协同推进体系,包括实施框架、参与主体及落地路径。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营造优质创新生态、强化创新管理效能,构建高效协同的科技创新体系,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针对2035年煤炭领域科技创新发展需求,提出4项关键建议:建立科技创新监测与态势感知平台、打造应用导向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技术创新与转型路径一体化规划、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与制度保障。通过强化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多方协同联动,合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低碳转型深度融合,助力煤炭行业在筑牢能源安全保障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煤炭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系统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煤炭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与文本特征,有助于“十五五”期间煤炭产业的规划战略制定、强化突出内容调整与政策持续性方面的效能提升。以2016—2024年间煤炭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挖掘和量化分析方法,构建了“政策主体-政策主题”双维度协同分析框架,从政策主体协同关系与政策主题演化2个维度展开可视化研究,探讨煤炭产业政策制定主体及内容主题的演变发展情况。结果表明,我国煤炭产业政策体系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特征,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核心,与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等形成高频联动,构成政策网络的核心主体。政策主题方面,煤矿安全生产与产能调控、煤矿建设、煤炭清洁利用、矿区生态保护等主题持续强化,能源安全、智能化发展与技术创新成为政策重点方向。针对近年来政策内容存在的结构性与执行性不足的问题,建议优化政策自上而下的执行效率,强化统一能源大市场下地区煤炭政策的弹性,推进AI赋能煤炭产业政策研究的进程。

煤矿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国家能源安全。阐述了我国煤矿安全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后事故上升期、高位波动期、快速下降期,再到“十四五”以来的低位波动、缓慢下降期,积累了宝贵经验。重点分析了煤矿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周期性波动、安全监管力度、生产秩序的密切关联,强调必须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将煤矿安全作为安全生产重中之重,把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首要任务,强化责任担当与工作合力。同时,提出“十五五”期间煤矿安全高质量发展建议,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全力构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体系,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以高水平煤矿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2014—2024年中国A股能源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能源企业ESG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绿色技术创新在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环境规制正向调节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④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适配通过赋能创新成果转化,显著强化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⑤=5\*GB3〖BP)〗 非国有企业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在能源行业内部,新能源企业较传统能源企业亦展现出更强的ESG信息披露绩效提升效应。

企业家精神作为激发企业活力、引领行业创新的关键力量,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对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性内涵的探讨,而针对能源国企这一特殊主体,对其企业家精神所具有的特殊性的关注与研究则相对匮乏。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的“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为指导,对有关企业家精神、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理论文献进行研读、总结,并从5个维度进一步厘清新时代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内容,最后提出具体的培育路径,包括加强党对能源国企企业家队伍的领导、建立完善的人才选用机制、加强能源国企企业家的身份认同,以期为其他能源国企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理论框架,以2013—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经过变量替换、异常年份剔除、滞后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水平、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3条路径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行业、不同省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不仅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新证据,也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政策和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2020年“双碳”目标的提出给煤炭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企业战略决策与ESG实践的协同效应成为影响财务绩效的关键因素。以陕西煤业为案例对象,对陕西煤业ESG表现对财务绩效影响路径进行分析后,选取2019—2024年财务数据,从经济层面、环境层面、社会层面、治理层面等4个维度建立16项指标评价体系,通过对AHP-熵值法主客观赋权后的综合得分进行分析,克服了传统主观赋权法的局限性,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度。将AHP-熵值法应用于煤炭行业ESG表现研究,为煤炭企业在双碳转型中优化ESG资源配置提供了量化依据,对推动煤炭行业的绿色长远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科技项目后评价能够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高科技项目实施效率,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提供重要支撑。然而,现有的科技项目后评价方法在处理无法识别或难以量化的投入与产出指标时仍存在局限性。为解决上述问题,将无显性投入DEA模型(DEA-WEI)与多属性效用理论有机结合,构建了效用DEA-WEI对偶模型。随后运用该模型,结合包含技术成熟度、先进适用性等电力特色指标的后评价体系,对国网科技项目开展效率评价,并将其与熵权法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效率评价结果显示,28个国网科技项目中仅有7个项目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余项目在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方面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熵权法,构建的效用DEA-WEI对偶模型具备明显优势,能够充分揭示不同项目在具体产出指标上的改进路径,为科技项目管理提供了更具科学性和实践价值的依据。

“两个联营”旨在解决“煤电矛盾”中的运营机制问题。虽然“煤电联营”对缓解“煤电矛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囿于早期机制的局限性及对联营本质的认识不足,始终无法有效体现能源产业的系统性。聚焦煤电-电力-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运营层面,梳理了“两个联营”的定位、分类及作用,规范分析“两个联营”的治理方案及机制框架。研究发现:“煤电联营”可疏导煤炭成本促进能源保供,但无法迎合能源转型的诉求;“煤电与可再生能源联营”符合保供转型双重目标,但现阶段缺乏成熟有效的运行机制。当前需从成本、规模、市场、制度等4个维度构建有效且具体的“两个联营”运营机制,并从制度、改革、市场、规则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设。

在日趋严格的碳规制背景下,碳风险加速渗透至企业日常生产运营,探究其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碳风险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碳风险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呈正向促进作用。路径分析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碳风险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还表明,碳风险对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企与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调整低碳转型战略,各级政府制定碳排放约束标准,建立健全对于企业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低碳发展需求的增加,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围绕极端天气条件下新型电力系统的应急响应与电力保供措施开展研究。首先,概述新型电力系统的结构和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极端天气事件对电力供应、电网设施、负荷特性及系统调节能力的影响。然后,分析现行的保供措施,包括政策支持、市场机制、调峰能力和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其次,进一步探讨极端天气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通过脆弱性分析和恢复时间分析,建立韧性评估框架,提出韧性量化指标。最后,提出提升新型电力系统韧性和能力的策略,以增强系统在极端天气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安全生产是煤炭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命脉,其管理体系本质上是多目标动态博弈的复杂系统工程。以华利公司所属7座矿井(涵盖露天与井工类型,直面瓦斯、水害、顶板等典型全谱系风险)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并提炼以“安、防、治、技、基、责、严、实”为核心的高效协同闭环管理机制。通过深入剖析该机制在文化渗透、风险预控、灾害靶向治理、智能赋能、基层强化、责任闭环、监管刚性、执行落地等维度的实践路径,阐释煤炭企业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内在逻辑,为行业提供可复用的安全管理普适性范式。

基于价值链理论,运用SWOT分析确定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内外部条件,构建基于SWOT分析的“智能化建设-价值链重构-竞争优势”系统分析框架,探讨智能化技术在价值链重构中的作用及其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分析煤矿智能化建设的阶段特征与传统价值链的结构性缺陷,再分别从技术、政策和市场角度展开分析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力和改进路径。结果表明,智能化建设通过推动生产数字化、供应链协同化、服务体系延伸化和绿色管理系统化,极大提升了煤矿企业的成本控制、差异化竞争和动态能力,还促进了产业链协同与生态拓展。从企业、产业和政府3个维度提出了智能化建设的推进对策,发现智能化驱动的价值链重构路径是煤矿企业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途径,也是能源产业迈向绿色、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向。

聚焦于煤矿开采领域,基于跨行业视角对人工智能(AI)驱动的经济效能跃迁展开深度剖析,创新引入 “技术-经济传导” 方法论,填补了矿业跨行业经济效益分析的空白。研究首先锚定电子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物联网、物流仓储业、半导体行业共 5 个典型行业的 AI 经济促进效应基准,构建安全事故效益价值折算模型,量化得出煤矿行业每提升1%安全效率,经济价值增益为制造业的1.6倍;测算出煤矿AI化改造周期为 5～7 年、年化回报率约 20%,单矿年可实现人员成本节约 500万元、产能溢价 4 500万元;预测煤矿行业 AI化投入 3 年后将迎来效益爆发拐点,且能源安全战略赋予其75%的政策权重系数优势。研究了井下环境、数据协议碎片化、煤炭价格波动等因素引发的模型偏差与推论局限,为煤矿行业AI转型提供了跨行业对比方法论及论证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