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和贵州5个煤炭主产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省级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视角,分析不同碳配额方案下的煤炭脱钩、贸易隐含碳及经济损失,旨在为煤炭主产省的低碳转型路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碳中和政策显著推动各省份煤炭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脱钩。从生产者责任视角分配碳配额时,煤炭主产省将会遭受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尤其是山西(58.3%)和内蒙古(65.3%);东南部发达省份则会从中西部省份进口高碳密集型的商品来实现碳减排。当从消费者责任视角分配碳配额时,我国整体GDP损失将降低,煤炭主产省将会有更长的转型发展时间,但仍然需要尽快转型,以免被困于高碳和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中。

我国西北虽沙戈荒遍及,但具有丰富的风力、光照、煤炭资源,通过特高压通道将“风光火”电力打捆外送是解决新能源与负荷分布矛盾的重要途径。以弃风弃光最小为目标,构建日前-日内多时间尺度耦合的“风-光-火”打捆外送优化模型,确定“风-光-火”打捆外送过程中煤电机组外送最优出力,进而计算煤电机组促进新能源消纳的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算例结果显示,通过“风-光-火”打捆外送,减少了弃风弃光发电量,增加了新能源外送绿证收益,减少了煤电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资源税楔子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如何避免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耗竭代价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旨在揭示税收楔子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以资源税楔子和技术进步作为生产要素拓展了内生增长理论。将资源税楔子和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纳入生产函数,基于Barro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一个包括技术研发部门、资源开采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演绎了资源税楔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同时利用中国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经验验证。研究发现:①资源税楔子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对资源开采部门征收的资源税会归宿到制造业部门;②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呈现“U”型态势,在技术进步起步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在技术水平到达一定程度时则会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③技术进步会降低资源税楔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本文拓展了资源税楔子和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理论,为税制改革和推动技术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碳交易权是指对企业或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所能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的限制,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和转让,以实现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控制。伴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和成熟,预测碳交易权价格的准确性对于相关利益相关方具有重要意义。为预测碳交易权价格的未来走势,通过利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基于EMD-LSTM方法,进行能源企业碳交易权价格的预测研究。在方法上,通过与RNN、LSTM模型进行对比,EMD-LSTM模型在该预测中更有优势,其R²数值分别为0.617 7、0.950 4、0.955 2;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并进行预测时,EMD-LSTM模型预测准确性更高。

随着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能源企业在享受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时也不同程度呈现出过度金融化的现象。基于2011—2021年A股能源上市公司的数据,借助网络爬虫技术,归集相关政策文件中“数字金融”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数字金融指数,并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能源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加剧了能源企业金融化。异质性检验显示,在新能源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具有CEO金融背景的能源企业中,数字金融对其金融化的正向影响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影响能源企业金融化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金融对能源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为此,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和能源企业需共同努力,在享受数字金融带来的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同时,防范过度金融化。

华中电网目前已形成特高压“日”字形环网,4省电网联系密切,但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省间联络线利用率低,存在很大资源优化配置空间。从区域市场建设效益角度出发,首先讨论了华中4省供需平衡面临的挑战;然后定性分析了华中区域电力市场在发电成本、可再生能源消纳、系统备用3方面的效益;最后基于2021年实际数据,建立华中区域电力现货市场简化模型,定量分析了区域市场建成后的效益及分配情况。预计省间联络线利用率可提升约70%,全年可为全网节省47亿元发电成本。其中发电侧利润新增21亿元,电网侧省间输电费新增11亿元,用户侧电费减少15亿元。

对现有研究中对能源行业甲烷排放开展估计的方法进行梳理,分别总结了测量技术、被测对象、数据处理方案、排放源特点刻画及概率方法的引入等环节上的进展,并概述了现在中国能源行业甲烷逃逸排放估计存在的不足;同时针对上述不足,提出开展针对性研究的方法框架。研究发现,不论是煤炭领域还是油气领域,社会能源总需求对甲烷逃逸排放量的变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减排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有着广阔的减排潜力。为了进一步推进能源行业甲烷逃逸排放减排,应注重社会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引导煤炭和油气总需求平稳下降;加强减排技术的推广和利用,充分发掘减排技术的潜力。

基于“抵抗—适应—恢复”的特性,构建2006—2020年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进行定量测算并分析其时空特征。最后利用空间模型,深入探索影响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发现,中国各区域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水平皆呈下降趋势;除东部-东北部地区间呈微弱扩大趋势外,其他地区间差异整体上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差异的主要来源。② 基于核密度估计显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均处于上升态势。③ 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人口密度、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水平等。研究结果可为提升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水平提供科学参考。

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优化城市产业结构、降低城市化石能源消耗来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中西部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效率。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推动绿色财政体系建设和实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作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电力基础设施之一,特高压电网稳步发展,有效促进了清洁能源消纳以及跨区域电能替代;但要全面推动电力行业低碳化发展,仍需在其自身上量化减碳效益,挖掘减碳潜力。首先,以特高压交流工程为例,从建造环节直接碳排放以及运行环节间接碳排放2个维度,分别应用LCA模型、LEAP模型、电能替代理论和能源清洁替代理论,构建特高压交流工程碳排放测算及优化模型。之后,将此模型应用于一具体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案例中,在分析该工程所在省份电力供需情况基础上,进行真实案例的碳排放核算及减排潜力评估。最后综合对“源-网-荷-储”中“网”的研究,对整体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低碳化发展提出建议: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具有较大减排空间,应发挥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拉动作用,优化送端发电结构,建立“源-网-荷-储”低碳绩效评估体系,提升电网整体低碳绩效水平。

在“双碳”背景下,厘清财政科技支出、绿色技术创新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对政府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支出在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存在即时性,而政府受到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鼓舞,会进一步增加科技支出,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促进关系;财政科技支出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都显著促进了地区碳生产率的提高,且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对促进碳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更高。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政府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构建低碳经济发展,形成三者之间良性循环结构的政策建议。

随着大量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和电力负荷需求的增长,电力系统的运行可靠性下降。共享储能系统可以遏制微电网供需双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起广泛研究关注。提出一个“源-荷-储”协同调度的双层模型,以解决电力供需双侧不匹配问题,促进电网经济运行。上层模型求解共享储能系统的最优配置,而下层模型则求解多微电网系统的最小运行成本。为促进微电网间、微电网与共享储能之间的功率交互,采用了基于交互贡献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结合电力市场情况,设计了5种实验方案。实验结果表明,方案3中共享储能比方案2中独立储能的容量配置降低了62.4%,MMG运营成本降低了46.8%;而在方案5中进一步考虑了需求响应之后,相当于增加了等效的虚拟储能容量,使得此方案下共享储能的容量配置相较于方案3降低了31.8%,MMG运营成本降低了40.2%。

中国所面临的气候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实现能源转型。就中国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量来看,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是可行的。基于2001—2021年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水能、风能和核能)的年度消费量数据来分析两两能源品种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分析天然气在其中的作用演化。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对煤炭呈现出替代关系,但其替代程度低于天然气对煤炭、可再生能源对天然气、“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程度,“天然气+太阳能”和“天然气+风能”的组合对煤炭的替代程度高于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程度。

针对当前缺乏煤化工行业低碳转型路径相关研究,且未综合考虑多种生产方式、常规绿色技术与突破性绿色技术等的不足,以满足未来产品需求为约束,在综合考虑政策规划、技术进步和经济可行性等因素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能源技术煤化工模型(C³IAM/NET-Coal Chemical),以成本最小为目标,对未来煤化工行业低碳转型路径进行优化,并分析了其能耗及CO₂排放。结果表明,同时推广大型煤气化技术、低压甲醇合成技术等常规绿色技术和CCS技术、绿氢与CO₂制烯烃技术等突破性绿色技术是煤化工行业最优的低碳转型路径。

为了探索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碳中和治理体系,收集多源数据形成我国碳中和话语库,基于话语联盟视角分析碳中和政策话语,采用话语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方法,探究多元主体参与碳中和政策话语特征,识别不同主体交互所形成的话语共识和分歧,并明晰碳中和话语网络的形成机制,为干预和引导碳中和政策话语提供指导建议。研究发现:①碳中和政策关键主体对大多数政策话语概念保持一致态度,并大多集中在目标类话语概念,但在发展非化石能源、碳交易市场和发展氢能方面存在分歧;②碳中和话语网络涌现出公众、地方政府、五元主体3类话语联盟,并呈现“公众呼吁-地方规范”“五元引领-公众补充”和“地方阐释-五元吸纳”3种互动模式;③碳中和政策话语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碳中和参与主体类型和权力属性以及主体间关联结构特征是碳中和政策话语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并且主体类型影响大于权力属性的影响;④公众主体对发展氢能、碳中和必要性和新能源汽车使用存在分歧,不同类型企业主体对碳中和发展尚未达成普遍话语共识。对此,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公众、企业同类主体间的政策话语,在充分利用同类主体间话语影响力的同时,辅助权力手段,对多元主体的碳中和政策话语进行干预和引导,从而进一步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碳中和治理体系并加快碳中和进程。

锂、钴、镍等能源金属被视为支撑绿色低碳技术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全球碳中和战略的潜在资源约束,已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当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日益恶化,能源金属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强化矿产资源安全供应保障机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显著。基于能源金属原材料物质流研究框架,以锂、钴、镍、铜、稀土、铂族元素6种能源金属为代表,立足于全球视野与国家视角,以2010—2019年为时间边界,系统刻画了能源金属原材料供应链的物质流动格局现状及我国的角色地位,并从对外依赖程度及集中度2方面厘清了我国能源金属的外部风险来源及演变过程。研究发现:① 中国是能源金属的净进口国,且净进口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金属供需格局呈现“全链条进口依赖”特征,在全球能源金属原材料供应网络中扮演“冶炼加工厂”角色;② 中国绝大多数能源金属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对外依赖的产品类型由以矿产品为主逐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③ 中国能源金属原材料的来源呈现相对固定、但逐步集中的趋势,非洲、东盟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我国能源金属的主要海外供应地。研究建议我国能源金属资源安全管控应注重“国内国外两手抓”,体现于对外重视全球贸易对我国能源金属资源需求的“填平”作用,多角度、多方式地发展与供应国的友好关系与贸易绑定;对内开展能源金属多种类的适时收储,加紧能源金属资源回收体系构建,推进城市矿产图谱绘制与区域综合布局,以促进实现我国能源金属资源国内国外双循环。

电力短缺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对极端天气下电力短缺的讨论不断增多,如果处理不及时,这些讨论极易演化为网络舆情,可能引起社会恐慌,造成不良影响。以“郑州暴雨”和“四川限电”事件为例,基于微博文本,采用LDA主题模型和情感分析方法,分析了电力短缺网络舆情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电力短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电力短缺成因及保供恢复、电力中断次生灾害及救助需求是网络舆情的核心主题;网络舆情热度一般经历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公众情感会随着电力短缺程度、范围的扩大变得消极,并随着电力供应恢复转向积极;“极端天气-电力短缺-舆情爆发-电力保供-舆情缓解”是极端天气下电力短缺网络舆情发生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结合以上研究结果,从舆情监测、舆情引导、舆情疏导3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煤炭是重要的化石能源和工业原料,快速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导致了煤炭稀缺性问题的出现。然而全球供应链对煤炭开采稀缺性的驱动机制(如关键地区或部门和关键贸易关系)尚不清晰,无法为缓解煤炭稀缺性的政策决策指出着力点。从生产端视角量化了各地区煤炭开采稀缺性,并结合全球环境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消费端和中介端视角识别全球供应链中驱动煤炭开采稀缺性的关键地区或部门和贸易关系。结果表明,英国和挪威等地区的生产端煤炭开采稀缺性最为突出;在消费端视角下,罗马尼亚的公共行政和国防服务部门等对全球煤炭开采稀缺性有重要驱动作用;在中介端视角下,中国的焦炉焦炭部门等对全球煤炭开采稀缺性的供应链隐含流动有重要传输作用。本研究同时识别了关键的国内和国际跨部门贸易关系。研究结果从多视角为缓解全球煤炭资源短缺的政策决策指出着力点,为地区部门间合作以减缓全球煤炭开采稀缺性提供科学支撑。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正经历着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新四化”重要战略转型,智能网联汽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差异化汽车市场需求模型,估计了消费者对智能网联汽车配置的偏好,在此基础上,模拟智能网联汽车市场占有率提高所引起的乘用车燃油消耗量变化。研究发现,消费者对智能网联汽车有显著的正向偏好;智能网联汽车具有一定的节能减排潜力,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普及智能网联汽车将导致新售车辆生命周期内总燃油消耗量上升。

以碳排放权交易为切入点,运用二叉树定价模型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进行预测,运用实物期权法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下的燃煤电厂CCUS经济效益模型,针对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策略对燃煤电厂CCUS经济效益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目前碳排放权价格背景下,燃煤电厂开展CCUS项目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是值得投资的。②购入型策略利于缩短投资回收期,留存型策略则延长了投资回收期。③留存型策略和购入型策略都可以提高燃煤电厂CCUS的经济效益,留存型更适合风险厌恶的策略,购入型则与风险偏好的策略较为契合。

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探究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对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效应,揭示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根据行业环境敏感性和产品市场竞争,设计了4种行业情境组合,构建3层模型,研究环境敏感性和产品市场竞争联合调节下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否提升企业绩效取决于企业的行业特征,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市场环境相适应时,企业将获得更高的收益。在环境敏感性较高且产品市场竞争较强的情境下,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而在环境敏感性较高且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情境下,环境信息披露则抑制了企业绩效。为此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企业管理者在制定环境管理举措和环境信息披露策略时,应该将行业情境纳入企业环境管理决策过程,以提升企业绩效。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源企业应增加环境友善技术和绿色项目投资。以2011—2021年中国能源供应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竞争战略在该影响机制中所起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与财务绩效呈先抑制、后提升的“U”型关系;成本领先战略对这一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效应,但差异化战略调节效应不显著。对不同类型能源企业分组检验发现,传统能源企业成本领先战略调节效应显著,新能源企业差异化战略调节效应显著;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企业成本领先战略调节效应显著,欠发达地区不显著。

煤电作为当前的主体电源,在电力安全供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燃煤的充足可靠供应是煤电发挥兜底保障作用的前提,而燃煤采购成本是决定煤电企业经营效益的关键。进口煤是我国沿海电厂重要的燃料来源,其综合成本优势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然而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地缘冲突引发的运输中断增加了国际贸易风险,沿海电厂的燃煤采购面临极其复杂的环境。为了制定合理的燃煤采购策略,构建了考虑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燃煤采购系统动力学模型,结合我国沿海电厂燃煤采购现状,进行了仿真模拟,重点对比分析了政策因素、季节因素、低碳因素对于电厂进口煤采购比例及燃煤采购总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针对复杂的外部因素制定针对性的燃煤采购策略能够有效降低燃煤采购总成本和燃料供应风险;当前国际局势和电力低碳转型趋势下,增加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量、考虑季节影响增减不同月份的进口量、优化进口煤结构并逐步减少进口煤比例是沿海电厂燃煤采购策略的合理选择。

运用高阶梯队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短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短视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同样成立,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和企业规模较小时更为显著。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管理者短视通过削弱企业创新、增强企业融资约束2个渠道对企业提升ESG表现产生内在阻碍和外在制约。研究结果丰富了企业ESG表现影响机制的有关研究,有利于搭建并完善管理者个人特质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