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国际能源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拓展,其能否产生经济溢出效应值得深入研究。构建了能源合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我国与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2—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能源合作不仅能直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还能够通过影响东道国的外资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其经济增长,且高能源合作程度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低能源合作程度国家。由于能源合作能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保障我国与沿线国家能稳定开展能源合作,我国可从提高东道国重视程度、引领各国差异化合作、促进双方重大项目达成3个角度出发,推动能源合作向纵深发展。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的SBM模型,测算了西部省份2000—2020年的能源效率,将甘肃省能源效率与其他西部省份能源效率均值进行对比分析,以明晰甘肃省能源效率现状;在此基础上,以甘肃省能源效率测算结果为基础,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甘肃省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省份能源效率水平整体较低,在200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并在2016年后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之间也存在差异性;甘肃省能源效率相较于西部地区较低,但呈现出较好的增长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对甘肃省能源效率起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效率。

科学测算陕西省煤炭生产的能源投入回报情况,并对其变化做出合理分析,能够从源头上明确陕西省煤炭生产活动真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提升空间,从而助力陕西煤炭产业转型升级。采用能源投入回报值(Energy Return on Energy Investment,简称EROI)方法,建立了陕西省煤炭生产的一、二、三阶EROI评价模型,测算出经Divisia指数修正的陕西省煤炭生产的一、二、三阶EROI值;在此基础上,采用GM(1,1)模型,预测出2021—2025年经Divisia指数修正的陕西煤炭生产的三阶EROI值。研究结果表明:经Divisia指数修正的陕西省煤炭生产的三阶EROI值由2010年的16.78下降至2013年的3.22后趋于平稳,之后一直保持在3左右;2021—2025年经Divisia指数修正的EROI预测值走势平稳,均值为3.93;未来几年陕西省煤炭生产依旧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超过70%的净能源。最后,结合研究结果,立足陕西煤炭生产实际,提出对策建议。

选取秦皇岛港口动力煤价格作为研究对象,搜集10年间煤价数据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确定煤炭产量、港口库存、运输成本、火力发电量及社会用电量为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建立ARIMA(2,1,2)模型和RF(随机森林)模型并优化,通过加权平均法得到ARIMA和RF模型权重,建立ARIMA-RF组合模型。该模型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DNN)、支持向量回归模型(SVR)、ARIMA模型、RF模型预测的煤价准确度更高,可准确预测动力煤价格走势,为调控能源消费强度、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电煤采购价格稳定性是影响电力供应安全的重要因素。沿海地区作为我国进口煤主要使用地,其电煤市场受国内外煤炭市场影响。基于VAR和TVP-VAR联合模型,分析了国际煤炭市场、国内煤炭市场对沿海地区电煤采购价格的时变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沿海电煤采购价格对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变动更为敏感,国际煤炭市场价格的短期冲击对沿海电煤采购价格影响较强,中长期冲击影响微弱,冲击未呈现明显突变性,且冲击方向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为正;随着国际煤炭市场波动增强,沿海电煤采购价格响应值未发生变化;国内煤炭市场价格与沿海电煤采购价格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国内煤炭市场价格对沿海电煤采购价格具有正向促进影响,且作用效应在短期内较强,中长期较弱;沿海电煤采购价格对国内煤炭市场价格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提高中小型电厂长协煤履约率、建立国家煤炭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加强沿海地区煤炭应急储备体系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比例、发展天然气热电联产,以抵抗国际煤炭市场和国内煤炭市场价格波动对沿海电煤采购价格的影响,对于保障沿海地区电力供应安全十分重要。

深入分析了现货、中长期合同和期货定价的优劣势,并对国外期现结合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剖析,进一步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状态空间模型和永久暂存(PT)模型研究煤炭期货和现货市场联动关系和期货对现货的价格发现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大宗商品已经在期现结合定价方面已有成功经验,我国煤炭期现价格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期货与CCI价格指数间相关性更强,期货的价格发现率处于较高水平。推动期现结合的定价方式需要持续完善期货市场建设,推动大型煤炭生产和消费企业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引导企业构建期货业务管理体系、探索“煤炭期货+商业储备”新模式、建立基于期货价格波动的动态供需调整机制、研究制定具体的期现结合定价公式。

“双碳”战略目标提出以来,我国能源将迎来一次根本性改革,煤炭资源型城市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当务之急。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有利于快速实现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基于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的耦合效应分析,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13—2018年24个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动态变化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呈现“中东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中级耦合与高级耦合城市占大多数,且“碳承载力滞后”型城市居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与碳承载力交互耦合的因素空间差异性较显著,且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能力对两者耦合影响性显著。根据得到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科学认知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和探索其障碍因素,是推动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恢复力、抵抗力、创新发展力3个方面建立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评估体系,采用直觉模糊集TOPSIS的评估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研究了山西省六大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等级及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为“良”的有大同、朔州、吕梁等市,而长治、晋城、晋中等市的经济韧性水平为“中”;相对经济韧性水平高低为大同市＞朔州市＞吕梁市＞晋中市＞长治市＞晋城市。②制约各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具有差异化,但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共财政收入和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是影响经济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产业转型是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重要发展问题,探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水平,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辽宁省抚顺市为例,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潜力、基础设施、需求因素等维度选取了10个代表性指标,构建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基于抚顺市2010—2020年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度其产业转型发展水平。结果发现,煤炭资源枯竭、去产能政策、新冠疫情的影响对抚顺市产业升级产生了阻碍,2010—2020年间抚顺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由0.181 1下降到-1.188 9。总的来看,该市产业转型水平仍处于较低层级。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和发现,提出了促进抚顺市产业转型的推进路径。

资源型城市在早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以资源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布局,带来了资源储备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差影响,经济转型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延安市依靠天然矿产资源优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以延安市为例,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科学探究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质量,并为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优化建议。延安市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中,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构建多元化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间协同交流等措施,探索出一条特色转型之路。

当前中国能源发展正处于极其重要的转型时期,内蒙古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梳理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安全政策和分析我国能源安全现状的基础上,基于中央对内蒙古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的定位,结合内蒙古建设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的优势与作用,分析当前内蒙古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战,并提出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发展策略。

大型煤炭基地开发经营在我国能源发展中肩负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着产能过剩、经营效益下滑的困境,大型煤炭基地传统生产组织模式表现出许多不适应性,发展方式固化、低水平重复、低效率经营,影响了大型煤炭基地整体效率的发挥。借鉴部分煤炭企业开展模块化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实施大型煤炭基地模块化开发经营,因地制宜设计实施不同类型的开发经营模块,并辅以配套支持措施,将有效促进煤炭企业转型脱困,提升大型煤炭基地综合开发水平。

煤炭企业作为能源供应压舱石,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本研究将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煤炭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缓解了煤炭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基于安慰剂检验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煤炭企业代理成本,有利于企业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煤炭企业融资约束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为绿色发展背景下实现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的提出给煤炭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应“双碳”目标要求,有效识别和控制财务风险已成为煤炭企业发展所需面临的首要问题。传统的财务风险评价方法较为主观,本文以Z企业为例,在对双碳目标下企业财务风险进行识别的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法,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4个方面构建财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从而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以期助力煤炭企业在双碳背景下高质量发展。

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来说,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能源。然而,煤炭会产生大量污染物,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生产到使用过程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作为全行业发展的微观主体,煤炭企业的清洁生产对环境的发展意义重大,对煤炭全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从清洁生产管理体系入手,首先系统梳理了我国煤炭企业清洁生产管理体系,进而对煤炭企业在清洁生产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本文研究结果可为煤炭企业清洁生产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进一步降低煤炭企业碳排放,促进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

西部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对地下水资源产生了不可抑制的破坏,为实现地下水资源的低成本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神东矿区创造性地利用采空区建设地下水库对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矿井水进行储存和净化。为了厘清煤矿地下水库技术的经济性,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研等形式,研究了神东某矿区地下水库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系统分析了矿区地下水库的建设运行成本以及经济效益来源。通过模拟地下水库的建设和运行案例,构建了地下水库经济效益评估模型,分析计算了地下水库的投资成本和节水供水收益,并模拟投资成本和储水量的变化对地下水库经济效益的影响,对地下水库经济项目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表明,地下水库具有巨大的建设成本优势和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支持了地下水库技术的大规模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