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作为当前我国电力供应的主体,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进程中,仍将扮演关键角色。在高效发挥电力、热力、火力等价值的基础上,亟需深入挖掘并充分释放煤电潜在价值,以综合价值促进转型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对煤电的内在和外在综合价值进行系统分析,探讨煤电多维度价值辐射模式;从厂区、园区、区域和供应链4个视角切入,讨论煤电综合价值的拓展模式和实践案例,分析多层次视角下煤电的转型发展新模式,并提出促进煤电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相关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导了Cobb-Douglas形式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下的Hicks补偿性需求函数以及需求价格弹性;并利用该需求价格弹性,结合Harberger三角形计算公式,测算了中国2006—2020年对煤炭采选业征税造成的扭曲成本的近似值。同时近似估计了对煤炭采选业征税带来的环保收益,并将这部分环保收益与扭曲成本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大于后者,这表明虽然对煤炭行业征税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过征税的环保效益可以弥补效率损失。此外,通过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环保效益的增长速度不及扭曲成本,若税收规模持续增长,最终可能导致扭曲成本大于环保效益。总体而言,政府当前的课税规模具有效率上的合理性。

工业行业是陕西省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研究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其碳达峰时间,对陕西省尽快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STIRPAT模型,运用岭回归并结合情景分析,预测陕西省工业行业碳达峰时间与峰值。研究结果表明:① 陕西省工业行业碳达峰时间出现在2030—2040年之间,峰值规模约在19 412.54万～23 472.48万t之间;② 人口规模是促进陕西省工业行业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对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的调节,可以为陕西省减少4 059.94万t碳排放量;③ 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碳排放预测结果,提出陕西省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同时也为其他工业大省和工业城市的碳减排提供一定的参考。

为了实现能源集约、生态可持续发展,2021年我国提出了要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并且逐渐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目前,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即“双碳”战略是我国的重要议题。“双碳”战略离不开绿色税制的建立,而环境保护税不仅是环境规制的重要工具,也是建立绿色税制的重要税种之一。环境保护税具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等特征,它也是当前唯一将大气污染物纳入征税范围的税种。“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企业,也离不开个人。因此,研究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大意义。另外,企业减少税式支出而进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促进碳减排。因此,研究环境保护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碳减排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环境保护税对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设前提,进行了《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①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碳减排效应,换言之,当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后,企业碳减排水平明显提升。② 在环境保护税促进碳减排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运营压力的方式,倒逼企业向绿色方向转型。再者,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会促进企业提升治理污染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企业进行碳减排。③ 征收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因此,出于更加有效、有力促进企业发展的目的,国家应当继续完善和优化环境保护税的实施细则,建立起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工作配合以及协作机制,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获得税收的“双重红利”,以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税收效率。

为探讨“双碳”目标下煤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首先,聚焦煤基产业的六大核心行业,深度剖析“双碳”目标下我国煤基产业的发展现状。其次,系统挖掘了制约其低碳发展及转型升级的各项挑战。再次,提出了推动煤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路径。最后,为确保这一发展路径的顺利实施,针对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技术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能源转型升级的关键,而“一刀切”的技术政策不利于其碳减排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就异质性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及程度进行对比分析。基于五大局的专利数据,选取1998—2020年我国新能源技术、化石能源技术及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并借助计量模型展开探究。研究表明:新能源技术进步长短期均减少碳排放,化石能源技术进步促进碳排放且存在长短期差异,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重点加强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投资,对化石能源技术则采取阶段性发展策略,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要合理借助市场手段,从而优化碳减排技术政策体系,有效发挥不同技术进步的碳减排作用等政策建议。

随着能源革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布局加速西移,煤炭大规模、长距离调运格局在中长期内难以改变,铁路运力和煤炭供应区域性和季节性紧张情况始终存在,煤炭物流园已成为保障我国煤炭稳定供应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但是,我国大多数煤炭储配基地和物流园区专业化程度不高且盈利模式单一,制约了煤炭物流园的发展。研究了我国煤炭物流园区发展趋势,对“大型煤炭储配装运基地运营模式、区域集中采购和分散销售的战略合作模式、与煤炭交易中心互动下的倍增运营模式”3种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分别进行了分析。对比分析表明,采用“与煤炭交易中心互动下的倍增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多,发展空间大,是未来煤炭物流园的发展趋势。

受地缘冲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能源安全面临挑战,国际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目前我国能源生产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生产消费主要地区高度不重叠,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能源安全保障不容忽视;特别是京津冀区域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能源稳定供应需高度重视。从国际局势、区域能源生产消费结构、能源储运、区域能源一体化等方面,系统剖析了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保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国外能源供应保障机制,从监控预警、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跨区域合作等角度提出保障京津冀区域能源稳定供应的路径。

在梳理和分析欧美能源现状、能源独立的相关政策内容及我国光伏产业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欧洲禁令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及相关光伏供应链重构计划,从短期和长期2个维度,重点研究了其对我国光伏供应链的相关影响。短期来看,一是对当前光伏上下游市场竞争格局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二是需要审慎考虑海外建厂等对外投资形式,规避相关风险。长期来看,一是必定会对中国光伏产业链各个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构成威胁;二是逐步形成以大中华、欧洲和美国为主要出口地的“三足鼎立”光伏贸易流格局;三是中国光伏供应链各环节将从现在的绝对优势逐步下降,中国国内光伏供应链格局将会有所调整,新疆等受影响地区的光伏制造业产业布局会受到限制。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在满足系统内多元化用能需求的同时如何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首先建立包括光伏、CCHP、储能电池、蓄冰槽在内的约束条件和出力模型,CCHP采用动态能效模型,建立了包括投资成本、维护成本、碳排放成本在内的经济性模型,建立了包括电能质量在内的能效模型,考虑了包括单位建筑面积等在内的建设约束条件,再采用遗传优化算法对设备容量进行规划优化,最后以某园区为例,在分析其实际园区经济发展情况、区域特征、能源供应情况、资源禀赋及其负荷特性之后,对系统多能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对园区综合能源息系统进行规划,用TOPSIS方法进行排序得出最优方案。本研究提出的规划优化方法能有效配置设备容量,为用户节约成本,为电网降低压力,减少碳排放,提高用电可靠性。

基于2011—2020年传统能源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数字化转型和投资效率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不足、非国有性质和东中部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助力传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本市场良性投资发展。

为提升队班长胜任力,推动构建煤矿现代化管理体系和推进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行为事件访谈、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煤炭企业队班长关键胜任力模型。并选取某煤炭生产运营企业6个项目部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主观打分与客观评测,进行了关键胜任力综合评价。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煤矿队长胜任力高于班长,但二者均在技能水平方面存在短板,这与煤矿智能化建设对技能和安全要求的提升有密切关系。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提升任职基础能力、构建选拔任用机制、强化胜任力提升培训、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等提升队班长胜任力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