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斗争历来促成和加速世界能源贸易重构,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近期发生的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已造成严重冲击。在深入总结俄乌冲突所涉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市场、能源安全带来重大冲击的基础上,分析了俄乌冲突背景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有效应对相关危机的若干对策建议。研究认为,面对国际政治势力干预和避免各种能源市场不稳定因素,加强国际能源系统互惠互济,不断完善现代电力市场,构建完备的能源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加快能源多元化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地开展中俄能源合作,对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其中天然气将发挥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灵活性作用、补位和替代高碳高污染能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助力氢能发展的“孵化器”和“助推器”作用。俄乌冲突造成了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全球LNG资源加速流向欧洲和全球天然气贸易格局重塑,同时也造成了天然气价格暴涨。这将在未来2～3年内对我国天然气供应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带来机遇,“十五五”及以后,影响将减弱。只要能审时度势,抓住中俄合作的机遇,同时推动国产天然气持续增储上产;构建稳定、多元、有弹性、韧性强的天然气进口体系;加强储气调峰体系建设,中国将在促进世界天然气市场重新平衡的同时,提高天然气供应安全保障程度。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仍高达70%以上,远超过能源总体20%的对外依存度,且将长期保持高比例依赖进口态势。分析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背景下,石油安全是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风险,其将面临国内勘探开发形势日益严峻、石油应急保障能力不足、能源问题政治化加剧、海外资源利用难度加大、进口通道安全风险大等突出问题。对此,提出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从供需两侧同步发力,不断完善石油产业链体系,切实保障石油安全的主动性等对策建议。

受俄乌冲突、能源绿色转型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市场震荡,能源供需格局正加速重构,各国重新重视能源安全的战略地位。我国能源自给程度较高,能源国际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安全整体保障性较强,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面临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方面分析了煤炭行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剖析了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对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启示,从保障供给、绿色低碳转型、多能协同发展等角度提出新形势下我国煤炭行业保障能源安全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内“双碳”目标的建设与国际形势的越发复杂,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并推动能源行业的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发展,是目前我国能源体系发展的关键,综合能源系统为配电网故障下的应急管理提供了新的应对方法。基于电网故障位置的不同,提出了一种配电网故障下的孤岛划分方法,将包含综合能源系统的区域配电网划分为4种类型的电力孤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电力孤岛下的综合能源系统典型架构,结合综合能源系统设备运行特性,制定了不同电力孤岛类型下的综合能源系统运行支撑策略,满足区域电、热、冷多能需求,实现区域能源的短时能源应急供给与长时供能保障。

地缘政治局势与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走势息息相关。俄乌冲突的爆发将国际能源价格及大宗商品价格推至历史高位,引发了社会对能源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的普遍担忧。通过分析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及商品市场的冲击,厘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及能源低碳转型的影响。通过总结复杂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实现路径,为中国以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我国28个地级煤炭资源型城市2019年的转型效率进行评价,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产生高水平与非高水平城市转型效率的组态。研究发现:①城市间转型效率差异明显,不同类型城市平均转型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②存在3条高水平城市转型效率路径。第1条路径由资源依赖条件单独构成;第2条路径由同时发挥核心作用的资源依赖和经济发展条件构成;第3条路径由发挥核心作用的资源依赖条件和发挥辅助作用的产业合理化与对外开放条件构成。③存在6种导致非高水平城市转型效率的组态,与高水平转型效率路径具有非对称性。

基于石油价格易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借助遗传算法和支持向量机对单一的ARIMA模型进行改进,提出GA-SVM-ARIMA模型对石油价格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通过了平稳性和白噪声检验,学习率和训练损失值明显优于ARIMA模型和SVM-ARIMA模型。在应用效果中,GA-SVM-ARIMA模型对石油价格的预测精度较高,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不超过2%,不仅在短期价格预测中的平均绝对误差均值(2.162 5%)和均方根误差值(3.227%)明显低于其他模型,而且在长期价格预测中也表现出较高的精准度。

煤炭利用过程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碳减排的重点领域,煤炭利用过程的碳排放特征、结构和排放现状则是推动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的重要基础。根据煤炭利用过程中碳元素转化方式,采用聚类归纳法将煤炭利用过程碳排放分为作为燃料和原料排放,分析了煤炭不同利用方式的碳流向和碳利用过程,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了2019年煤炭利用过程的碳排放量,并针对性提出碳减排路径和减碳支撑技术。研究结果表明,煤炭在电力、水泥和钢铁等领域碳排放可以归纳燃烧排碳,煤中碳几乎被全部释放,2019年煤炭作为燃料的碳排放大约为68.96亿t。煤炭作为原料煤应用在煤化工行业具有节碳、固碳作用,以气化为龙头进行煤炭转化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合成气变换和净化单元,煤直接液化制油的碳排放也主要集中在煤制氢的合成气变换和净化单元,2019年煤化工(不含焦化)的碳排放大约为4.23亿t。同时,还从燃煤发电、钢铁用煤、建材用煤、煤化工和煤炭分散利用领域归纳出具体减污降碳路径,并提出具体减污降碳支撑技术,以期为双碳背景下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的绿色发展提供支撑。

运用科技创新信息平台IncoPat的专利数据,比较和归纳评估山东省高校2000年1月至2022年6月低碳技术专利情况,根据低碳技术专利分类来全面客观分析未来高校的低碳创新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双一流”高校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强,而“冲一流”高校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且两类高校差距仍在扩大;②山东大学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表现持续增长态势,远远领先于其他高校,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的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较稳定;③从低碳技术的趋势来看生产、货物加工、能源发电、输电、配电、交通运输发展较好。最后提出加强政府政策引导、激发企业低碳技术需求、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加强碳中和人才培养、重视专利海外布局等发展建议。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降碳政策和措施,并承诺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于煤炭行业,探索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当今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双碳”目标下的降碳政策体系进行剖析,分析我国碳排放现状,发现我国当前面临着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效率偏低等多重挑战,目标实现时间更紧,任务更重。基于“双碳”政策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构建了煤炭行业基于碳中和产业链的低碳发展模式,从模式架构、模式实现方面对煤炭企业发展提出了建议,推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实现煤炭行业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从能源战略需要、消费结构调整、社会责任要求、后疫情时代影响和信息技术革命5个方面对战略创新难点进行了阐述,构建了调结构、提质量、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能源、推进外向发展的战略布局。针对创新难点和战略布局,得出陕西省能源发展的战略重点:加强煤炭清洁高效转化,提高煤炭产业竞争力;探索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打造集约生态产业链;合理引导各类能源生产,促进能源产能科学化;调整能源消费格局和模式,促进高碳地区低碳化;实施能源信息互联互通,培育能源经济新业态。

劳动定额管理是煤炭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以国能神东煤炭集团公司为例,阐述劳动定额管理对煤炭企业的重要性,通过分析神东公司劳动定额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劳动定额管理的“三不原则、八大举措”,以基础标准化、方法标准化、管理标准化有机融合为核心,稳步提升劳动定额覆盖面和定额水平,探索劳动定额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度应用,实现了企业增效、岗位增值、员工增收的多赢目标,为劳动定额在大型煤炭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将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分为初期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完善阶段5个阶段,分析影响煤炭企业高质量的动力因素包括经济激励、政府决策、市场消费和供求的变化、煤炭企业的科技和人才水平以及自然和资源环境。针对5个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从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人才并重、市场调控3个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