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部门角度出发，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与部门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揭示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在能源强度曲线所处的阶段，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这30省份中，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与其部门能源强度均服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且存在长期均衡负相关关系，即目前中国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均处于下降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2）能源利用率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有差异，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三次产业的部门能源强度每减少1%，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增加效应依次递增，分别增加0.788% 、0.884% 、1.566%。随着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不再仅依赖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更需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新推动力的第三产业，降低能源依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需求也很迫切。

山西省是我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能源赋存与消费都以煤炭为主，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明确两者的因果方向，针对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进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切实保障经济发展，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以1995—2017年山西省终端煤炭消费总量与地方生产总值两个指标为样本研究两者的关系，依次采用ADF检验法、EG两步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两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因果性进行验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消费意义上，山西省为非煤炭依赖型经济，存在由地方生产总值到终端煤炭消费的格兰杰成因，且两者的长期均衡回归方程表明山西省第t年的地方生产总值每变动1%，第t年的终端煤炭消费将会随之变动1.071 326%。因此，应以散煤治理为核心严控不合理煤炭消费，稳步有序实现消费侧的去煤化；增强绿色能源消费观念、增加绿色能源公共产品投入，以引导增加绿色能源消费。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供给产生强烈冲击，煤炭价格波动也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基于此，运用GARCH族模型对煤炭价格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及趋势分析，并采用脱钩指数对比分析其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煤价波动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作用要明显强于市场自发调节，疫情对煤价波动不确定性的影响要远小于2016年政府去产能政策的作用，我国煤炭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同时，经济增长和煤价波动不确定性存在“强耦合”状态，因此在疫情全面控制的乐观估计下，国内经济快速回暖短期内会对煤炭价格的下行压力产生一定缓解作用。最后提出了强化底线思维、坚持控价保供、科技赋能行业新生等应对建议。

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准确预测煤炭的需求量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大意义，针对传统煤炭需求量预测单一预测方法的缺陷，建立了组合灰色神经网络模型，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精度，选用马尔科夫模型缩小预测残差范围来修正组合模型，进而建立了Markov—GNNM组合模型，旨在为准确预测煤炭需求量提供模型依据。选取2000—2018年我国煤炭需求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预测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精度高，适用于煤炭需求量预测。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成为部分省份经济发展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区域创新是区域能源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区域能源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经济支撑以及创造更好的环境，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通过介绍陕西省区域能源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区域能源创新与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作用机理，对该省区域能源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与结构优化展开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一直是当今世界备受瞩目的问题，碳交易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碳交易对于新能源及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碳交易的区域协同也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综合能源经济与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基于碳交易、新能源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构建碳交易驱动下的新能源系统，并基于现有模型分别建立北京、上海两个新能源系统。在获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研究碳交易对于新能源、碳排放的驱动机制，并对北京—上海碳交易市场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情景分析，得出两地碳交易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表明，碳交易对于新能源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驱动作用，也可以通过碳交易—新能源—碳排放这一传导机制，实现对碳排放水平的有效抑制；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协同，但要注意合理控制新能源发展规模，以免对碳交易的区域协同产生负面效应。

在引入指标分解和扩展的Kaya恒等式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我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分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能源结构效应5个部分。通过测算建立了我国长时间序列碳排放数据（2004—2016年），并从国家级、区域级和省市级3个层面分别探讨了各驱动因素的碳排放变动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效应是促进我国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是抑制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两个驱动因素；人口规模效应促进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能源结构效应抑制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但这两个驱动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此外，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分析的合理性。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用于解决我国的碳排放问题。

以山西省临汾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协同理论和RBF神经网络对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2008—2019年，临汾市经济系统得到长足发展，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不高，生态系统成为制约临汾市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RBF神经网络对于城市复合系统协同状态的拟合程度较高，可应用于资源型城市；从研究结果来看，临汾市生态系统落后于经济系统，致使复合系统协同度下滑。因此，需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以促进临汾市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发展。

高端化是促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迈向高端产业链的关键路径。从产业规模、产业创新、产业环保、产业效益和产业结构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陕西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主要有7个，包括能源加工业占比、化工业占比、有效发明专利数、新增固定资产、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废气排放量、废弃物排放量，这些阻力主要是来自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环保和产业效益。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能源化工新技术的研发速度、建立绿色循环产业链、积极开展市场调研等对策建议。对能源化工进一步高端化发展以及政府制定能源化工产业政策、规范能源化工产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我国煤炭消费量趋于平稳，预示着煤炭进入消费平台期。发达国家早于我国50~100年进入消费平台期，他们在煤炭消费平台期呈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煤炭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选取了英国、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4个典型国家作为案例，分析各国在法律、安全、科技、国际化方面的发展特征，并提出我国进入煤炭消费平台期的发展建议。

近几年来，诸多学者对煤矿生产成本预测模型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还尚无针对露天煤矿生产成本的预测模型。分析了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构成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所建立的露天煤矿生产成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露天煤矿生产成本不同科目的类型，分别建立了费用计算模型、费用计提模型及类比预测模型，对露天煤矿生产成本进行了预测，并进行了案例验证，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的生产成本是较为准确和可信的，从而为相关露天煤矿生产企业科学管控煤炭生产成本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在分析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构建的流程，构建了煤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指标体系，包括人员规划及岗位设置、人员招录与流失、员工培训及开发、绩效薪酬等，并提出完善人员招聘计划、制定科学公正的人才配置制度、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薪酬管理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机制、增强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等规避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的建议。